（一）
巴金主編的《收穫》七月號里有一篇陸鍵東的《迷失的一個群體》，說到一九五一年夏秋之間，北京大學十二位知名教授及教員發起了一個「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那年九月七日，馬寅初致函周恩來，寫下了十二位教授的請求：「他們決定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那時，中共執政剛兩年，知識分子的靈魂深處也許正感受到一絲絲春風的薰陶，也許開始遭遇到一點點西伯利亞的寒意，覺得必須讓黨來芟除自己意識形態荒園裡的雜草。剛剛執掌北京大學的馬寅初校長說：「北京大學到底是北京大學，學生和大部分教員思想都很有進步」；「北京大學教師們保持了這樣一個光榮的革命傳統，自然願意接受一切新思潮」。於是，教授們紛紛學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學蔣蔭恩說「我要徹底改造我的思想」。輔仁大學校長在《人民日報》上寫文章說：「其實多識幾個字、多念幾部書，有什麼了不得。況且所謂知識分子，知識並不見得完全」。鼎鼎大名的梁啟超的鼎鼎大名的兒子梁思成發表六千字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飽蘸著痛悔的淚水對自己的大半生作了批判性的回顧，不留情面地全盤否定了自己其實很輝煌、很值得中國人驕傲的前半生」。他說他無條件崇拜他的父親，受了父親的愛國教育，「但我的愛國思想的內容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
（二）
這是毛澤東所說的「知識分子特徵」：「思想往往是空虛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但是，毛澤東始終沒有忘記利用知識分子。五十年代中期北京舉行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閉幕的那一天，毛澤東出來作了講話。他說：「我們在經濟上和科學上都還沒有獨立，重要裝備自己不能造，大機器不能做，小的也不成……要建設就要有科學文化，有的人說：『沒有你們也行，老子革了一輩子命。』這是不對的，沒有他們是不行的。」毛澤東說那些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中的專家學者、教授導師是「國寶」，還說了一些反話：「他們是『國寶』，是惹不得的。過去的三反、肅反、思想改造，豈有此理！太歲頭上動土！」
在適當的時候，毛澤東好幾次說出了他對知識分子的反感：「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康生順著主席的氣焰說，資產階級教授常以讀書嚇唬青年，教條主義者常以讀書嚇唬工農，「主席說過讀書比殺豬容易，殺豬，豬會叫會跑」。毛澤東自己讀書多，晚年書房裡那一大堆書都不是裝飾品，可是他說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行，國家就管不好了；讀書多了就做不好皇帝。他甚至說：「歷來狀元都是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翰林。凡是當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北京大學那十二位知名教授居然還要敦請主席出來當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