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特區政府文康廣播局長周德熙坦言香港從來沒有一套文化政策，過去的殖民政府根本沒有興趣鼓勵市民愛中國、宣揚中華文化、提高民族意識。他抱怨文康廣播局既不涉文化，局長更是無兵司令，推動文化毫無實權又缺乏資源，大部分資源都給兩個市政局佔去了。他於是建議政制事務局檢討兩個市政局架構之際，應該徹底考慮文化藝術資源的分配和架構重整的問題。周德熙自嘲是個改錯名的官，人人以為銜頭上有個「文」（culture）字，他一定是負責文化政策了，其實那是個美麗的誤會：「但我不喜歡假、大、空，那個『文』字應該取消！」
我跟周德熙只有一面之緣，談不到三五句話，多年來只從他做官的作風和辦事的舉措看出他的平實和誠意，覺得他這次向臨立會文康廣播事務委員會簡述《施政報告》內容的時候發了這一番慨嘆，當是由衷之言。聽說，周德熙當時甚至談到很多人嘲笑對中華民族驟生感情者為「忽然愛國」，他覺得愛國無罪，講愛國不必顧忌。他說他這次到上海參加全運會閉幕儀式，從領導人到全場觀眾都熱烈鼓掌歡迎特首和香港代表隊，連李麗珊都說感到很激動，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國人。我相信周德熙的激動和感動是真情的流露。我有幾位在香港長大的朋友說，回歸大典看到國旗徐徐上升、國歌悠悠奏起，感動得淚眼模糊。我記得一九六零年第一次在台北總統府前看國慶閱兵跟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天安門前看國慶閱兵一樣感動，「真真正正感到自己是中國人」。在這樣壯觀的國家慶典里，老百姓都忘掉了政黨和政府的恩恩怨怨，台上的蔣介石和鄧小平象徵的是中國的領袖，不是黨魁，不是總設計師。我甚至相信周德熙這次在臨立會上不惜對自己官職的鞭笞，不啻對香港的文化傳統的反省，多多少少是上海之行的餘燼之耀：文康廣播局在香港做過什麼宣揚優秀文化的工作？兩個市政局為香港營造過多少文化氣息？
（二）
就在這個時候，我看到報上說，上海市有關部門經過半年尋訪發掘，在上海市中心的盧灣區初步整理了首批二十處近代名人故居。報道說，臬蘭路有一座兩層樓的花園洋房，一度是少帥張學良和趙四小姐的舊居，樓內現在還掛著張學良的畫像。張氏是軍政人物，在中國現代史上自有影響，加上「趙四風流朱五狂」的一段韻事，他的故居善加保留，的確可以給上海市營造歷史景觀，增加旅遊賣點，但也遠遠不及藝文名人故居那樣具有濃烈的文化價值。報道中所說的淮灣坊內，原來有一幢巴金住了十八年的老房子，他的《春》和《秋》都是在那裡寫完的。還有南昌路的一間舊宅，曾經是徐志摩與印度詩人泰戈爾兩次會面的地方。思南路八十七號，京劇表演藝術大師梅蘭芳名之為「梅花詩屋」，他寓居此處期間，拒絕為日偽演出，留下「蓄鬚明志」的佳話。梅蘭芳畫的梅花我見過不少，真正好的流傳不多，「梅花詩屋」的齋名倒是別緻的。報道最後說，教育家陶行知住過重慶南路五十三號內的三樓亭子間；張大千、劉海粟曾經在馬當路一幢房子里潛心創作；沈從文、丁玲、胡也頻在淡水路一幢舊樓里做著文學夢。上海市有關部門發掘整理的這些前塵影事，正是大都名城不可沒有的華麗的滄桑，也是對文化人的蘊藉的禮敬。錄此聊供周德熙消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