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英國著名漢學家Arthur Waley在倫敦去世，香港英國文化協會舉行他的作品回顧展，紀念他一生為漢學獻出的心血，整理出二十二種譯著書目。那是我來香港定居的第二年，日夜謀生，無暇觀賞，後來才在黃俊東的《書話集》里讀到談韋理的文章和書目。據David Gar說，Gerald Brenan那天打電話告訴他說韋理病重彌留，希望跟他見一面。David Gar打電話約好翌日早上去看韋理，依時赴約，人夜裡竟過世了。
韋理在大英博物館圖片室工作了好多年，親近東方文化，學習中文日文，會看中國字不會說中國話，譯唐詩，譯敦煌壁畫目錄，譯道德經，譯詩經，譯西遊記，譯論語，論白居易、李白、袁枚。一九七五年有一段時期我常去大英博物館看資料，認識一位英國館員，四五十歲，很用功，對我大讚韋理的譯本，問我中國妓女是不是都很有學問。韋理彷彿英國的林琴南，譯文通暢而不耐對照，才情文思上乘，聯想難免翩躚。他一生辨認方塊字的形象以驗證自己心中東方文化的神秘迷霧，最後展示的是：春、夏、秋、冬和漁、樵、耕、讀的八屏景觀。可是，阿瑟·韋理畢竟是典型的學者型人物，未必深諳世故，一心自闢門徑，家住Bloomsbury區而不跟百花里文化圈親近。Lytton Strachey跟他同讀劍橋卻充滿偏見，說他的譯作文法失調，大輸H A Giles的譯筆。Virginia Woolf說韋理悶死人了。韋理後來跟一位才女Beryl de Zo te相好，朋友們都受不了這女人，說她像一朵又黑又黃的發亮塑膠花（「She resembled an artificial flower made of highly polished blad yellow plastic」）。才女去世後，韋理一度到瑞士定居。晚年回倫敦住Highgate，偶譯一首中國詩，主要讀一些談維多利亞作家的文章（「...I am very well and do occasionally translate a ese poem； but in the main I read about Victorian writers...」）。
（二）
我在英國和美國都認識一些嚮往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字的朋友，有的能說能寫，程度高過很多中國人，而且學有所專，都成了學府里的漢學家了；有的說一口京片子，文字修養卻還不到家，年紀輕，前途還是遠大的。有一位長得很俏麗的英國小姐用功學了好幾年中文，會說國語，會用國語談戀愛，會看中國小說，了不起得很，只聽到她偶然一次會錯文義說溜了嘴，愛吃「雞胸肉」說成愛吃「雞乳房」（chi breast）。我一向非常尊敬這些外國朋友，也非常喜歡他們，很為他們重視中國學問而高興，常常借他們的成就提醒年輕一代的中國孩子好好學通自己的語文，免得丟人。
最近報刊上都在說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研究員楊臣彬投訴掠奪學術成果的事件，校方最後決定要這位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館的研究員離開中文大學。據說，大學人事部發出的解僱信是英文，校方之前發給楊臣彬的律師信也是英文，報上說，「楊臣彬質疑，以中文作出投訴，卻從未獲中文大學任何中文的回覆，是歧視中文的做法，欺負他不懂英文」。事件的是非曲直不論，中文大學確實必須正視運用中文處理公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