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Samuel Butler在Life after Death一詩里吟詠生命離合不息，逝者已矣，生者掛齒，陰陽雖相隔，遂在生者口唇間重逢：
Yet meet we shall， and part， a again，
where dead me， on lips of living men.
這樣的吟詠，當然是出自聖潔高尚的情操，相信的是逝者的良善和生者的敦厚。逝者是尊者，生者於是為逝者諱，為尊者諱，中外皆然，於中尤烈。炎黃子孫比西洋人更敬鬼神，通常追思逝者的文字都不敢輕佻俏皮，亂說逝者生前的逸事。我經眼的英美悼亡篇章幾乎都會提一兩件有趣的小故事以烘托逝者的性情，讓讀者莞爾。這樣的筆墨自然還是很有分寸的，就像有教養的人背地裡議論人家，言辭反而要格外考究。Virginia Woolf在一封信上說Gee Moore廢話連篇（「Never did aalk suonsense as Gee」），最後的結論還是覺得老傢伙像雛菊似的鮮活（「he was as fresh as a daisy」）。那正是Gee Moore 說過的一句名言：「我只親了親她的帽檐」（「But I only kissed the brim of her hat」）。有教養的風度和公道的言行是最可貴的品德。魯迅生前罵胡適罵得不留餘地，死後胡適不容許蘇雪林發動對魯迅的總攻擊，還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高質量的著作，認為陳西瀅說他抄襲日本鹽谷溫的書是不公道的，「我們應該為之洗刷明白」。A Room with a View 里的牧師說愛默森先生具有講真話的美德，「瞭解講真話的人真不容易」（「He has the merit——if it is one——of sayily what he means. It is so difficult——at least I find it difficult——to uand people who speak the truth.」）
（二）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胡適在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的閉幕酒會中仰身倒地去世。第二天清晨天氣很冷，我們一大堆人圍在成功大學宿舍走廊佈告版前面讀胡適逝世的消息。往後的幾天里，報上不斷報道各界哀悼胡適的動人場面：白髮老人、青年學生、升斗巿民、販夫走卒，他們都為中國一代完人的辭世而哭泣。當時台灣的名記者于衡的特寫每一篇都教人讀了想哭：「那是因為胡先生對新聞記者職業的尊重，而大家對胡先生都有一份純真的情感」。然後是《眼淚的海》。然後是《在春風裡》。然後是無數寫胡適的文章。然後是《傳記文學》剛連載完的《回憶胡適之先生》。教人尊敬的未必是胡適一生的著述，而是他一生的為人。陳之藩先生說：「胡先生看到別人的成功，他能高興得手舞足蹈；他看到旁人的失敗，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長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長，已不足以形容。完全變成了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的朗朗襟懷了。」當年的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說：「他是我們這個世紀中的歷史人物，他的勇氣及智慧領導世人對抗人類精神的壓迫」。
幾十年來讀遍胡適和關於胡適的文章，看到的是一位永遠講真話的人、永遠有教養的人。他的學術研究存在著不少偏見和盲點；他的政治生涯流露出一點「漢姆雷特」的優柔；可是他總是堂堂正正面對自己的信仰和別人的權利。我常常想到胡先生抿著嘴微微一笑的神情：「...Where dead me， on lips of living m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