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國小說家John Galsworthy 和E M Forster都喜歡攻擊自己成長的社會階層，都喜歡塑造一些不屬於那個社會階層的人，讓他們去攻擊那個階層里的人的虛偽和可恥的言行。David Gar在Great Friends一書里既有文章追憶高爾斯華綏，也有文章懷念福斯特，還有另外一篇文章比較這兩位朋友的作品。高爾斯華綏的書我不太看得進去，因此看得很少；福斯特的文字有點孤高，有點冷淡，很適合闡釋他的人文主義思想。讀他的書起先是因為嚮往Bloomsbury文化圈，後來才知道他常常借題聲明這個文化圈的赫赫名人對他的作品影響並不大。這也許是他潛意識希望擺脫這個「階層」的表現。（凱恩斯說：「We did not see much of Forster at that time， who was already the elusive colt of a dark horse」； Leonard Woolf說：「Forster and Desmond MacCarthy moved erratically in and out of this solar system of intellectual friendship， like ets」。）
Bloomsbury文化圈其實已經說得上是帶有知性反叛意識的中產階級文化圈，那些才女名士以乖戾的個性和耀眼的才情給大英帝國製造一場文藝復興精神的邊緣效應，標舉的正是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旗幟。旅居英國數十年的水建彤先生當年主張譯 Bloomsbury為「百花里」，不能不說是他對英國文化的深刻領悟。水先生那個時期在英國廣播電台中文台主持《文藝思潮》節目，常常要我跟他一起譯寫廣播稿，一起錄音。在錄音室里看水先生推開廣播稿順口議論英國的文化思潮，確是壯麗的景觀。
（二）
David Gar堅決認定高爾斯華綏和福斯特都痛恨他們那個時代的精神面貌。這兩位作家都善於包裝自己的理念去打擊對手的弱點（propagandists）。對敵人了解不深，宣傳戰徒成偏見，價值不大。高爾斯華綏和福斯特對於他們所攻擊的對象都有深入的認識，比蕭伯納紮實千倍。蕭翁居高臨下；他們兩位則入了「虎穴」。兩者分別很大。Gee Orwell一度是共產黨人，Animal Farm於是字字淌血。張愛玲在孤島時期的上海生活，才能寫出《金鎖記》，傅雷譽之為「我們文壇最美的收穫之一」。黃苗子先生的新書《種瓜得豆》里這樣論張愛玲：「柯老說得好，『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文壇，哪個階段都放不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也就是說，在統治者還顧不上文藝的時候，她可以撒開手來寫自己的東西，而沒有框框套套的顧慮。至於後期張愛玲在海外寫的《秧歌》等等，柯靈認為沒有生活是寫不出好作品的。這個階段，只有讓陳若曦、楊絳出來了。」沒有在當年共產黨統治下的大陸生活，始終寫不出上乘的傷痕文學。
福斯特在A Passage to India 里借一位印度人Dr Aziz之口揭穿英國帝國主義的面貌：「誰都不會明白我們印度人想要的是善意，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可是人家一對我們好我們一定領情。善意，無窮無盡的善意。就那麼個指望了。」（「No one ever realize the kindness we Indians need， we do not even realize it ourselves. But we know when it has been given.Kindness，more kindness and even after that more kindness. It is the only ho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