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終於看到一本我最怕看到的書。寫作幾十年，平日報刊上讀到評我的文章，不論褒貶，都很感激，讀完也不會懸在心上。偏偏陳子善先生主張研究一位作家要儘可能提供其作品之外，相關評論文字的彙集整理也必不可少，他於是決定應上海文匯出版社之約，編造一本關於我的文字的評論集，以柳蘇先生當年寫的那篇《你一定要看董橋》為書名，並以之為代序。子善先生在《編後記》里說：「已有不止一位論者指出這句話有點『命令的意味』，但此文是大陸『引進』董橋散文的首篇介紹，從讀者接受史的角度考察，功不可沒，因此本書樂於借用並以此文作為代序」。他還說，本書作者以大陸為主，兼及台港三地不同文化背景的論者共同評說，既有專門的評論家，也有普通的讀者。書中有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的時候我已經讀過了，有些則是第一次讀到的，這樣合為一冊，彷彿批鬥大會，驚心動魄；也像追悼儀式，極盡哀榮。這當然是對我這個「一定要」被「看」的「董橋」而言，子善先生非我，不知我之苦也。
（二）
我實在非常悔恨當年寫的那些少作，越早年的越可怕。人很難跟過去的自己劃清界線，這是憾事。《吉林日報》張放先生說我一些抒情小品的舊作「有心要打破『散文小說的界限』，則反見其做作，有港台少年的文藝腔，特別是每一段數行的排比句，我看著倒又似在看股票行情表了」。我同意。《粵港信息日報》里懷人先生讀了我兩年前寫的長文《初白庵著書硯邊讀史漫興》，覺得「其味醴厚，行文淡遠，又惹人傷思」；說我「已過了知命之年」，近期之作「文風趨於平淡」。這正是我還在努力追求的境界；人老了文筆再不渾厚是說不過去的。我八十年代初開始寫《這一代的事》才深深鞭策自己寫文章「須學、須識、須情」。我相信僅僅是美麗的文字是沒有用的。我恨不得毀掉我在那之前出版的所有文集。甚至翻譯，我也另有許許多多的領悟，很為早年淺薄的技巧而臉紅，也為早年凌雲的自信而沮喪。我於是拚命鑽回線裝的世界裡尋找一草一葯，希望那些少年時代非常熟悉的文言文可以醫治我蒼白的文藝病。我也拚命亂看西方傳媒的各種報導和評論，希望那些新奇的資訊和考究的敘述可以滋養我陳腐的筆鋒。路是漫長的。
（三）
文以載道固然是醫治筆下浮泛之良方，無奈載道之文往往死板沉悶，難有靈氣。林文月先生評我的《跟中國的夢賽跑》，談到白居易最重視的「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的新樂府類，在事過境遷的百代之後，反不如感傷的長恨、琵琶膾炙人口且影響久遠，因知「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的閑適之作，未必遜於諷喻諸篇。林先生因此說：「董橋也不必為厚理念而輕感情了」。《泰晤士報》和《紐約時報》的評論文章多能結合言志與抒情，論事論政而不乏藝文的鋪陳，我覺得那是上上之策。我還在摸索：人家不一定要聽我的練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