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寫《羅馬帝國興亡史》的Edward Gibbon一七六四年十月十五日坐在羅馬朱庇特神廟的廢墟上沉思冥想，赤腳的修士在神殿里低唱晚禱曲，他突然想到要寫一部描述這個城巿興衰的史書（「It was at Rome， oh of October， 1764， as I sat musing amidst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while the barefoot friars were singing vespers iemple of Jupiter， that the idea of writing the dee and fall of the city first started to my mind.」）這部大書終於傳世了。他沾沾自喜之餘，在回憶錄里預測他的姓名終歸要化入英國名人傳記的文字里，他於是必須趁早寫出他一生的言行，免得後世人以訛傳訛。這是非常自負的想法，符合曾孟朴《孽海花》里那位官僚說的話：「帝王將相的權力只有一百年，文人的權力有一萬年。」
（二）
上星期我在《現代文學筆記兩則》里寫到蘇青五十年代編歷史劇《司馬遷》，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請教，賈先生後來捲入胡風事件，抄家抄到蘇青給他的信，株連蘇青坐牢一年半。那是幾十年前的往事了。前幾天無意中在《大公園》版上讀到賈植芳先生的《雕蟲雜語》，是九七年七月下旬在上海寓所寫的，短短几百字，道盡歷代文人丹心照汗青的信心。賈先生先說《水滸》宋江題壁詩「他日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正是歷史上草莽出身的皇帝的人生境界，他們全是闖蕩江湖的流氓無賴，視民命為草芥，「心是冷的」。賈先生相信文人權力有一萬年之說：屈原的名氣比楚平王大；漢武帝割去司馬遷的生殖器，而《史記》卻是千古絕唱之作；乾隆大興文字獄，詩作雖然不少，而他那時期曹雪芹的《紅樓夢》卻成了世界經典作品；魯迅的名聲蓋過權傾一時的蔣介石。賈先生雖然沒有提到共產黨過去摧殘了多少當代中國的文人，而這些文人的作品將來必然會比毛澤東的詩詞長命；可是，賈先生最後還是點出心中的寄託：「有人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都是些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他們在人生中所上演的各式悲劇里，實際上正包含著積極的歷史因素，或如馬克思所說，『歷史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喜劇』。」
（三）
知識分子抱持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信念，正是國家建設精神文明的基石。馬克思是徹頭徹尾的悲劇人物，他一生的學說幾乎全部建基於他的無告意識和仇恨心態之上。在現實生活里，馬克思絕對不會相信「歷史的最後一個階段是喜劇」的預言。寄居英國的生活，註定要他只能在別人歡笑的燭光中引燃憤怒的火花。寫得出《羅馬帝國興亡史》的Gibbon在回憶錄里屢次流露一個歷史學家的使命感，屢次表白慶幸自己生長在「一個自由而開明的國度里」（"in a free and enlightened try"）。這是馬克思無法想像的境界。Gibbon當過國會議員，當過貿易專員，一旦意識到政治舞台無足戀棧的時候，他毅然回到書齋撰寫他一冊又一冊的著作，期間還客居瑞士洛桑完成最後一卷《興亡史》。國家有責任讓子民感受到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是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