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林徽因和林徽音都沒有錯，是同一個人。我在《香草美人雜鈔》里提到林徽音，王煜先生來信說是「因」不是「音」，我於是寫了一篇《文潔若寫林徽因》，提了王先生的指正。文章登出來之後，黃俊東來電話說我沒有寫錯。前幾天上海陳子善先生看到《沉浮錄》第五卷里收的這篇小文，立刻來信說：「……林徽因最初在《新月》發表詩作就署名林徽音，在《學文》發表小說《九十九度中》仍署名林徽音，只是當時『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的姓名中有兩個字與她相同，讀者經常誤作同一人，一九三五年以後，她發表作品才改署『林徽因』，以免與林微音混淆。所以林徽音是林徽因的原名，不能算錯，謝國楨、陳從周等先生都是對的，王煜先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海派』男作家林微音名字中間一個字是『微』，不是『徽』，又及）。另外，金岳霖在認識林徽因之前有過一位外國夫人，後分手，此事現在已很少有人知道了。」陳子善和黃俊東都是潛心研究現代文學的專家，陳先生寫書編書尤其下深功夫，新出版的《撈針集》是他的書話文集，九月中旬秋涼之後會到東京的大學做研究半年。我一碰到跟書籍和現代文學有關的難題，常常向他們求救。
其二
昨天晚上我讀罷關鴻寫的《最後的蘇青》，想到小時候看過蘇青的自傳體小說《結婚十年》，隱約記得一些情節，總覺得沒有張愛玲好。我正好跟子善先生通長途電話，聊起蘇青。蘇青和張愛玲都是敵偽時期在上海走紅的作家，日本投降之後都受到非難。關鴻引了蘇青的表白，說「我在上海淪陷期間賣過文，但那是我『適逢其時』，蓋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選定這個黃道吉日才動筆的。我沒有高喊打倒什麼帝國主義，那是我怕進憲兵隊受苦刑。……我的問題不是賣文不賣文，而是在於所賣的文是否危害民國的。……假如國家不否認我們在淪陷區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殘喘的權利的話，我就是如此苟延殘喘下來了。心中並不覺得愧怍。」聽說張愛玲也做過同樣的表白，意思與文字幾乎差不多。張愛玲和蘇青是好朋友。張愛玲後來去海外，蘇青留在上海。柯靈先生說，上海淪陷，才給了張愛玲機會紅起來；蘇青也在這樣特殊的年代紅起來。柯先生說：「命中注定，千載一時。過了這村，沒有那店。」
蘇青五十年代編歷史劇，為了編寫《司馬遷》寫信向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請教，賈先生後來捲入「胡風事件」，抄家抄到蘇青給他的信，株連蘇青，坐牢一年半。她晚年得肺病，寫很多信給《女聲》雜誌主編王伊蔚。關鴻說，「蘇青晚年的這些信件是留給後世最後的文字」，到一九八二年六十九歲吐血過世。蘇青的信上說：「我的朋友都不大來了（有的老，有的忙，有的勢利），寂寞慣了，心境很舒服。」還有一封信說：「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麼人也不通知了。」關鴻聽一位謝先生說，靈堂里沒有花圈，沒有音樂，也沒有人致悼詞，只有幾個子孫冷冷清清地向她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