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逸飛在《磨勵精神》專欄里寫《牛刀割雞》，說起何安達編的《彭定康語錄》賣個滿堂紅，而同期推出的《董建華語錄》幾乎無人問津，認為此事未必是因為港人擁彭倒董，主要由於彭定康英文好，值得讀。他說：「他的英文簡潔、準確、有力；而一般人有此功力，下筆難免尖酸刻薄，例如魯迅，但彭定康能免除此弊，文風兼有幾分幽默。」這一點很對。我很不喜歡讀一些下筆就要罵人的文章。以尖酸刻薄為能事的人心裡也許常常不很舒坦，越是走筆發泄越不開心，實在辛苦。我深愛魯迅的小說，寫得非常有深度，文字都結了晶了。他的雜文當然也有深厚的功力，文風還開了先河，影響久遠，可惜尖酸刻薄過了頭，大損陰德。魯迅學問不淺，雅興不小，逛琉璃廠，收集版畫，印製箋譜，熱愛藝術，生活原本大有情趣，卻難得快樂，永不饒人，就算最後真的成了革命鬥士、青年導師，心裡還是彆扭，一臉嶙峋，可憐得很。他筆下的阿Q雖然死得不明不白，生前畢竟摸過小尼姑標緻的臉，手指頭膩膩的，飄飄然了好一陣子。人生苦短，關心社會，關心國家，見義勇為，肯定是要的；弄得自己老發脾氣，筆頭冒火，卻往往會浪費學問，浪費元氣。
彭定康的文章也不是毫無火氣：那火氣是內蘊的，字裡行間於是更見內涵。英國人是辯論辯大的，邏輯分明，死里可以翻生，加上天氣陰冷，性情孤獨，善於在爐邊的故紙堆中尋求慰藉，天增歲月人增詩書，下筆氣勢自然高華。魯平、周南、張浚生見過的文化世面似乎不夠幽深，跟這種英國人交鋒難免顯得浮躁輕淺。馬毓真、姜恩柱都出使過英倫，大抵摸清了那邊大大小小的文化陷阱，站出來都不太說話，說的話都有深意，那是葉公超、喬冠華一流的學者外交官，派到回歸後的香港來，多多少少還接得上英國文化的遺韻：以靜制動。
傳統的中國人一向不太願意承認外國人的長處，總覺得說人家好等於妄自菲薄，甚至喪權辱國。王安石《明妃曲》第二首的「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從宋代到今天一直引起很多爭論。朱自清說，那是「沙上行人」聽了琵琶的哀聲回首自言自語，不是明妃的呧咕，也不是王安石自己的議論：「漢朝對你的恩淺，胡人對你的恩深，古語說得好，樂莫樂兮新相知，你何必老惦著漢朝呢？」郭沫若則說關鍵那個「自」字是自己的「自」，不是自然的「自」：「淺也淺他的，深也深他的，我都不管，我所要求的是知心人」，王昭君心中不僅無恩怨的淺深，而且無地域的胡漢。他說：「更進一步說，便是漢恩淺罷我也不怨，胡恩深罷我也不戀，這真是最同情於王昭君的一種想法，那裡牽扯得上什麼漢奸思想來呢！」朱自清和郭沫若都不願意看到胡人對王昭君好，王昭君愛上了胡人。彭定康跟中國硬拚，確是下策，最後只好靠一張嘴一枝筆爭取民心。中國管香港的官員技不如人，進退失措，香港人雖不計較什麼漢恩胡恩，眼睛卻是雪亮的。「是對是錯，吾愛吾國」（「My try right 」），那是愚忠。GKChesterton則謂此話愛國之士非不得已不輕易亂講，那等於說「是醉是醒，吾愛吾母」（「My try right is a thing no patriot would think of saying except in a desperate case.It is like saying:''My mother drunk or sob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