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錢鍾書先生的散文注重創造一些可以成為quotable quotes的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價，這是人生對於人生觀開的玩笑」；「自從幽默文學提倡以來，賣笑變成了文人的職業」；「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有許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擔子，對於眼前的一切人事，無不加以咒罵糾正」；「有一種人的理財學不過是借債不還，所以有一種人的道學，只是教訓旁人，並非自己有什麼道德」；「偏見可以說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沒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娛樂。假如我們不能懷挾偏見，隨時隨地必須得客觀公平、正經嚴肅，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廳，沒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鏡子還得做出攝影機頭前的姿態」；「情婦雖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還讓舊的好」。
（二）
錢先生閎識孤懷，標一義，創一例，下筆放眼，燦燦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璣的警句，什麼深奧的道理一經他點撥，立即悟解。《隨園詩話》說：「詩得一字之師，如紅爐點雪，樂不可言」；錢先生的大筆正是紅爐上的一點雪，立刻融化，讀來痛快！他對自己說過的一些很妙的話，似乎相當得意，在不同情況下加以引用。《＜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說：「我們在創作中，想像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像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乾脆不來什麼緬懷和回想了。」那篇序文是一九八二年八月寫的。其實，早在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答某記者問》的紀錄里，錢先生已經提出過這個論點了。記者當時建議錢先生還可以寫一部回憶錄，錢先生回答說：「回憶，是最靠不住旳，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像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像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這是心理功能和我們惡作劇，只有盡量不給它捉弄人的機會。你以為怎樣？反正文學史考據家不愁沒有題目和資料，咱們也沒有義務巴巴地向他們送貨上門。」
（三）
語言文字是大家有權共用的工具，錢先生說那是比蘇維埃實行共產主義還要早的共產。文字就那麼一堆，看誰有本事將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錢先生散文字字有腦，而且新鮮，魅力無窮，那正是《隨園詩話》說的「詩貴翻案」了。錢先生熟讀《隨園詩話》，文章里引了不少，《論俗氣》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滿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滿口不趨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說：「神仙，義稱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楊花，飄蕩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有一春忙』。」寫文章最難是引述各家的話來撐起自家論點，處理失當，必成獺祭，酸氣逼人。錢先生進出人家廳堂總是瀟瀟洒灑的，喫茶聊天都帶「家常體」（familiar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