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海的朋友劉天煒有事情想跟陳之藩先生聯絡，台北的人告訴他說，陳先生近年不寫文章，也少應酬。該是七十好幾了，聽說年前台北一家報紙請陳先生出席一個頒獎典禮，請他講幾分鐘話，陳先生一上台文思泉湧，講了快一小時。陳之藩是大學問家，滿腹經綸，平時惜墨如金，聊天寫信卻往往暢所欲言，教人如沐春風。我跟天煒說，我也好多年沒有跟陳先生聯繫了，前幾年還聽說他在我的母校成功大學教書，後來也許又回美國去了。跟天煒通電話之後，我竟覺得惆悵，心裡老惦念著陳先生。昨天窗外風雨翻騰，我在何錦玲送我的《傳記文學》里讀到傅安明遺稿《回憶胡適之先生——如沐春風二十年》，不禁又想到陳之藩與胡適的書信錄《在春風裡》，格外緬懷前輩風範。
十幾年前陳先生在一封給我的信上說，剛看到一篇徐訏筆下的陸小曼，說他「很佩服徐的文字與見解，不知如何此人一生鬱郁。」陳先生覺得中文大學當年不要徐訏，不要張愛玲，「都是很奇怪的事情」。他說，有一次他在美國問胡適先生為什麼不教書？胡先生說：「只有這幾家大學有中文，如果表決我給我去教書，他們何處去？」所以胡適之大使不幹之後，在美國的存款只有一千四百元；而死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內之時，只有一萬多元的人壽保險費。陳先生說：「唐德剛說胡先生晚年指望胡太太打牌贏點錢。我有時想，這個時代究竟出了什麼毛病，也許中國這一代究竟出了什麼毛病？真是令人氣短。」
（二）
傅安明一九三七到四九年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秘書，其中四年追隨胡適大使，今年五月在美國逝世，終年八十三歲。他在《回憶》里說，胡先生通常上午九時到大使館，十二時半回大使官邸雙橡園午飯、休息。下午兩點半到館，五時回去。有的時候下午在雙橡園見客，即不再來館了。胡先生最有興趣跟手下講「無為而治」的道理，說是做長官的人要盡量授權屬員完成職權內之事，自己才有時間專心做他的政策思考、結交朋友、選用人才等等屬員不能幫他做的事情。胡先生生平最佩服蔡元培的領導作風，說蔡先生在北大和中研院時代只談政策，不管行政，最會用人，對人信任亦專。蔣夢麟也受蔡先生影響，當長官奉行無為而治的方法，他對農、林、漁、牧、水利、金融、鄉村衛生、農民組織等業務一竅不通，在台灣擔任農村復興委員會主任委員，成就居然蜚聲國際，道理在此。
胡適之一九三五年曾經在《獨立評論》撰文勸告當時的蔣委員長不要干涉他職權以外的事。他說，當時政府各部門都有蔣先生積極干涉的痕迹，「其實這不是『獨裁』，而是『打雜』；這不是『日理萬機』，只是『侵官』。」胡先生有一句話說得實在好：「最高領袖的任務是自居於無知，而以眾人之所知為知；自處於無能，而以眾人之所能為能；自安於無為，而以眾人之所為為為。凡察察以為明，瑣瑣以為能，都不是做最高領袖之道。」他到了台灣還勸蔣公注意「無智、無能、無為」的六字訣。這樣的胡先生，居然還要指望太太打牌贏點錢，難怪陳之藩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