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六日上海《新民晚報》上有一篇許蘊蘭的《給人希望的黃絲帶》，說有一首老歌講述離家多年的老人在踏上歸途之前，懷著對家的嚮往和得不到原諒的恐懼寫信給他的妻子。信上說，如果她原諒了他，就在小鎮上那棵老橡樹上系一塊黃手帕。歸程的汽車上，老人對車上的人說出了黃手帕的期望，他說，老橡樹上萬一沒有黃手帕，他就隨這部汽車駛向不知名的遠方。於是，全車的人都跟老人一樣盼望著老橡樹上的黃手帕。汽車終於駛到老人居住的小鎮，遠眺窗外的人們一下子都歡呼了起來：映入眼帘的不是一塊黃手帕，而是滿樹滿枝成百上千的黃手帕。耀目的手帕在陽光下拂動，成了迎接歸人的雙臂。滿眼淚水的老人在大家的祝福中下車，一步一個腳印走向他的家。許蘊蘭說，譜上音符，這就是《老橡樹上的黃絲帶》：「一個雨後黃昏，我第一次聽這首歌，滿屋流動著出乎我意料的輕快旋律，歌者一遍一遍吟唱著：如果你仍然需要我，就在老橡樹上系一根黃絲帶吧。聽來輕鬆自信的演繹，已不見白紙黑字時的忐忑與矛盾，但不變的是同樣讓人感動落淚的魅力。」
這首歌里的「老人」原是坐了三年牢的人，歌名是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在老橡樹上系一根黃絲帶》）。黃絲帶象徵期待與希望，當年席揚系獄，《明報》的同事逢年過節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口系黃絲帶，正是這個心意。
（二）
古今中外所有的政治訴求，傳達的正是各種期待與希望，有的藉著火紅的暴力去訴求，有的藉著平和的絕食去訴求，有的撩起群眾的聲音去訴求。在歷來的共產主義國家裡，知識分子都喜歡用詩歌以及其他文藝形式去訴求。《南華早報》Carmen Van Kerckhove最近訪問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研究員貝嶺，說的正是這位長發垂腰的徐志摩型詩人的故事。貝嶺今年三十八歲，參加過七九至八零年的民主牆運動，後來出國旅美，寫詩辦雜誌鼓吹中國的另一種改革。說到流放生活，他發現自己「雖然失去了祖國，卻得到了另一塊天空」。他說今日中國社會可怕，人們都不講操守，沒有文化，中國成了專制政權下的商業社會，政府故意把老百姓推到這條路上去。他說，沒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固然夠糟了，更糟的是大家現在好像都不要這些自由了；八十年代，人們還會努力爭取自由，現在，人們只要錢。貝嶺說香港的確沒什麼文化，他辦的雜誌來香港發行，為的是享受這種自由的文化活動，這些活動是不是廣受賞識倒不那麼重要。他相信香港會使中國政府學到耐性和寬容；香港的言論自由，中國政府要包涵；大陸上的人會甘於維持現狀，指望有一天他們也會享有香港的各種自由。貝嶺說他並不想改變中國的現政權，他只想改變人們的心：「你只能用文學去改變人們的心」（「You only ge people''s hearts through literature」）。貝嶺憧憬的該是老家的老橡樹系滿了黃絲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