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金瓶梅詞話》里潘金蓮說了一句名言：「南京的沈萬山，北京的大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沈萬山相傳是元末明初金陵的巨富，名富，字仲榮，行三。金陵即南京市。《明史》里稱沈萬山為吳興的沈秀；「秀」是當時對官僚貴族子弟和有財有勢的人的稱呼。沈萬山曾經幫助建設三分之一京城，又請犒軍，太祖大怒要殺他，後來改為流放雲南。傳說他有點金術，家藏聚寶盆，好多古書上都提到他，潘金蓮時代的明朝他的名氣還很大，潘金蓮才會羨慕他的「名兒」。北京的大樹也向來有名，汪曾祺有文章論香港的高樓和北京的大樹，說香港沒有什麼大樹，到大嶼山梅窩的時候，作家古華說：「為什麼山上沒有大樹？如果有十棵大松樹，不要多，有十棵，就大不一樣了！」汪曾祺說，山上其實是有樹的，有台灣相思樹，枝葉都很美，只是大樹確實沒有。我常常想起北京的大樹：天壇的柏樹，北海的白皮松，雍和宮的林蔭，連衚衕里的棗樹都顯得特別高。難怪汪曾祺說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然而沒有喬木是不成其為故國的。
（二）
艾蕪和汪曾祺在大嶼山晨起散步，聽見斑鳩叫；夜間還聽見蟋蟀叫。有記者問汪先生對香港的觀感，他說：「眼花繚亂，應接不暇」，並說在香港聽到了斑鳩和蟋蟀，覺得很親切。記者問他斑鳩是什麼，汪先生只好摹仿斑鳩的叫聲，記者連連點頭。「也許她聽不懂我的普通話，也許她真的對斑鳩不大熟悉」，汪先生說。我不相信那位記者小姐聽不懂普通話；我想她是個城市裡長大的孩子，不熟悉飛禽的名目而已。香港好多年輕人都已經學會普通話了，會聽會講。那並不完全是因為回歸，而是因為普通話是自己國家的共同語言，學不會不太像話。一個多月前我讀到我們教育署長余黎青萍的一篇演講稿，說的是強力推行中文教學的問題，她末了好像還主張所謂「中文」還是指粵語，她不相信學生不學普通話中文就不會好。當然，學校今後當會步步加強教普通話的課程，香港下一代的中國人遲早都會講普通話，會寫通順乾凈的中文。這是必要的。
特別行政區高官宣誓就職的儀式里，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念誓辭的國語字正腔圓，好聽得很。第一屆行政會議召集人鍾士元滿口的廣東半官話，雖然滑稽，他畢竟是七八十歲的老臣子模樣，跟一些「鄉音未改」的中國領導人差不多，聽來不悅耳也不怎麼樣。終審法院首席大法官李國能的表演比較驚人，幾位律師朋友都有「蒙羞」之恨，大嘆獻醜！我看問題是鍾士元的半調子官話是廣東腔；李國能說的則是洋人洋話的腔調。他下半截用英語念誓辭的時候既是如釋重負，又是如魚得水，加倍顯得他這個地道的中國人，外國話才真正地道，要命。說老實話，這樣重要的儀式，這樣多人觀看的表演，這樣具有象徵意義的時刻，這樣短短几個字的誓辭，李國能就算花一兩個晚上請人逐字教導，逐字苦練，也是值得的。沒有大樹，弄一棵相思樹來撐場面也好。小小一株玫瑰畢竟弱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