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幼獅文藝》上讀到啞弦主講《文字與文學的關係》的紀錄，裡面有一段話說到文學是語言藝術，是用語言、文字塑造形象；文學的語言是形象的語言，不是純粹說明的語言，是把語言形象化。他舉一個例子說：「月亮出來了」是說明性的語言；「月亮來了」則是形象語言，令人聯想月亮也許穿著美白金邊的衣裳鑾珮叮噹地出現。「文學的魅力是來自形象的魅力」。同樣道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對香港「收回主權」，那是鐵錚錚的說明性語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祖國，那是激發民族感情的形象語言，旨在牽動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故園之思，教人聯想離家漂泊的遊子回鄉侍親，滿目是舊日的溫山軟水，撲鼻是兒時的飯香花氣。這是形象的回歸：這是文學的回歸。一夜之間，這個小小的海島突然給祖國大地掀起了文學的浪漫情操，人們用文學語言訴說著心中對這一點殘山賸水的滄桑之感和血親之情。北京的高樓大廈掛出了振奮人心的標語：「洗雪百年國恥，喜迎香港回歸」。上海的紫荊絹花已經脫銷，上海制花廠工人連日來不得不加班趕製紫荊絹花應市；那裡只有一株紫荊樹種植在植物園裡，現在已經為全市一百八十萬學童認養。一九五二年被港英政府趕出香港的電影演員劉瓊在《香港滄桑》的解說詞里說：「回來的時候並沒有感覺到怎麼樣，就是好像有點氣憤，為什麼把我們趕出來？為什麼不能呆？所以他們說你怎麼樣，我說將來我一定要回來，這是中國的地方，是我們的。現在你的勢力把我趕走，將來我肯定要回來。」
（二）
受到回歸的薰陶，香港人的中國情懷難免步步升溫。董建華接受外國傳媒訪問說：「我首先定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然後是一個香港的中國人。」這是配合回歸而對「香港本位」作了適度的調整：「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因為有了「一國」的前提；「一個香港的中國人」，因為有了「兩制」的設想。董建華是一國兩制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首長，他用這樣的措詞給自己定位，當是切合身份的。但是，董先生這樣清楚界定「香港中國人」的身份，卻也多多少少向大家暗示回歸之後，香港中國人必須學會在「中國人」和「香港中國人」這兩種身份之間權衡輕重，隨時隨事而調整之、遷就之。 古代大詩人屈原的故鄉楚國盛產橘子。齊國大臣晏子出使楚國，楚王故意折辱他，國宴之際命人綁一個人來，說是剛捉到的盜賊，然後問晏子：「齊國人都很會做盜賊嗎？」晏子答道：「橘踰淮而化為枳，樣子相似，滋味不同，因水土不同也。齊人在齊國不做盜賊，到了楚國卻做了，莫非楚國水土易於教人做賊？」楚王慚愧，無言以答。屈原這個楚國大臣當然熟悉這則先代的故事，《九章》里於是有《橘頌》之作，讚揚橘樹堅貞不移，只適合南方的水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在「回歸」變得非常「文學」的時刻，重溫屈原這篇傑作，不難得出兩個結論：第一、橘不可踰淮，正如人不宜移民；第二、香港的生活方式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土壤，彷彿楚國之橘，只合生在淮南這樣的土壤里，用淮北的土壤種植則變了滋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