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過客達達的馬蹄》里引述一些前輩的經歷和觀點，說明老一輩中國人經過戰亂流離，一心盼望國家安全，百姓無恙，風調雨順；新一代中國人長期順境，沒有苦難意識，相信民主，相信科技，不能接受任何維護民族主義的法律概念。一位來港定居九年的秦先生托我一位朋友傳話，說是讀了《過客》一文百感交集，既同意我的分析和顧慮，也不能不想到大陸上幾經政治風波的兩代知識分子的命運。秦先生說，他們的苦難感是「深刻的、不易磨滅的」。《過客》一文主要說香港回歸前新一代人的心態；我心中當然也想到大陸上二、三十歲人的情況，他們也不會有太深沉的苦難感，文革時期畢竟還是些娃娃。秦先生說的當是四十歲以上的人。聽了朋友轉述秦先生的話，我心裡很難過，格外懷念大陸上我認識的所有中年、老年師友。
（二）
我在《明報》副刊上讀劉再復的文章，感觸常常也很深，覺得他寫得真好。他過去是中國科學院研究員，文學研究所所長，現在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研究教授。我不久前才讀到余英時先生給他的散文集《西尋故鄉》寫的序文。余先生引經據典，闡釋「西尋」和「故鄉」的歷史源流，描繪出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蒼涼的旅程，給劉再復的命運下了深刻的腳註。最近，《中國時報·人間副刊》請劉再復加入《三少四壯集》筆陣，第一篇寫的是《努力做一個人》。他說他心中淤積的苦難記憶實在太多太重，那是「本世紀下半葉故國土地上集體性的經驗」，所以「還有話要說」。文章里有一段話我印象很深：「我兩次到台灣，留心過同齡的作家學者，這才發現，他們具有許多大陸作家學者所沒有的長處，例如，他們一般外文的水平都比較高，國際資訊的掌握都比較豐富，言論舉止都比較平和平實，然而，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天生不足，這就是缺少苦難記憶，與此相關，也就缺乏大陸作家所普遍經歷到的心靈大震蕩、大分裂和大痛苦，於是，也難有大愛大憎大悲傷與大歡樂。想到這裡，便覺得苦難記憶乃是一種精神寶藏，不妨把它挖掘出來。」香港成長的作家學者跟台灣的作家學者也很相近，只是外文水平容或更高，中文水平容或稍弱。
（三）
劉再復有今日的成就，也許真是來自苦難記憶的精神寶藏。瀏覽他的著述，我感佩之餘，往往覺得不忍：一個政權憑什麼要把自己的子民折磨得憂患重重、過早成熟？如果真的是這樣才能孕育出偉大的人物、偉大的發明、偉大的作品，我寧願不要這些偉大。看到西方千萬客居異鄉的猶太人出類拔萃，我常常為他們高興，也為他們悲哀。劉再復的文集題為《漂流手記》、《遠遊歲月》、《西尋故鄉》，閃閃發光的才情學養背後，畢竟蘊藏著多少「赤腳蘭花」之志！吳冠中先生寫中國早期旅法畫家常玉，說常玉的作品教人想到八大山人之高傲、孤僻、落寞、哭之笑之；說鄭所南忠於宋，元入主後畫赤腳蘭花，即帶根的蘭花，因已無土地可種植，寓首陽山採薇之志。「大愛大憎大悲傷與大歡樂」，代價實在很大。我不認識劉再復，讀他的文章卻往往挂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