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馬中原先生在《中國時報》上寫《三毛的生與死》，說到徐訏先生是三毛的義父，是海外文壇上最看重三毛、了解三毛的人。我認識三毛好像也是徐先生介紹的；先後在幾個飯局上聽她聊天，覺得她的確純良寬厚，滿懷愛心，跟徐先生說的一樣。司馬中原還說，徐先生去世後，他就成了三毛傾聽心聲的忘年交之一，有一次還陪她在香港逛摩羅街，從早上逛到晚上，看她一口氣買了三把清代的大銅壺扛著走，司馬先生覺得有礙雅觀，替她揹回去了。我想，換了徐先生，一定揹不動。司馬中原說徐先生文名籍籍，著作等身，《風蕭蕭》一書享譽文壇，歷久不衰：「徐訏先生是一位深具歷史素養、文化素養的先進作家，他所經歷的，是中國艱危雜亂的年代，他在創作的最高意念上，始終堅守著民族文化的本位。但他留學歐陸，也深受歐陸文化的感染和激蕩，在民族艱危處境中，他一心想以中西揉融的觀點顯示於作品中，寄望國族振興與富強。由於國共之間撕裂性的矛盾而點燃的戰火，使他流寓香江。他處身兩大的夾縫當中，在很長一段時間，雙方都把他看成『異類』。他的處境，和歷史上忠誠憂國的文人，開罪帝王權貴而被放逐蠻荒的悲劇毫無二致，他心情的悶郁，可想而知。」
（二）
徐先生高大沉默的身影給人寂寞孤獨的印象。我跟徐先生交往二十幾年；我旅英期間常常和他通信，那時他的女兒尹白在法國念書，徐先生每封信都要我就近多照顧尹白，流露出他對這個小女兒的疼愛之情：「小孩子初出國，因為想家，常有家信，日子多了，慢慢慣了，交際一多，家信自然也少了。尹白似乎也是在這樣蛻變。」徐先生那封信上還說：「香港有它特別誘人之處，但也有它不堪長住之缺點。我本遷台灣定居，但現在看看，台灣真也是個不容易適應的環境。年事老大，心情蕭瑟，過一天是一天，不知應怎麼樣安排自己才對。」徐先生最後還是決定不到台灣長住了。他認識人真多，也很珍惜他喜歡的朋友的友情，喝喝下午茶聊聊天，總是很開心。寫小說的人往往要在寂寞中不斷觀察世間的人與事；徐先生有一次在信上說：「香港報上，一群寫稿的女孩子倒是很熱鬧。我很少同她們來往，但偶而聽到她們間一些是非；我現在知道，人就是用『是非』來遣『寂寞』的動物。」
（三）
我很早就覺得徐先生「深受歐陸文化的感染和激蕩」。除了《江湖行》甚有中國情調，他大半小說的文字是最流暢的洋化中文，連人物的心理和舉止都很現代，像極了毛姆的作品。沒有一位中國現代作家有徐先生這樣獨特的功力。徐先生晚年寫的回憶小品火氣傲氣都在，文字卻醇得驚人，我在《明報月刊》上登了好多篇，一邊讀一邊學，幾乎背得出來。這是他的雕蟲小技，徐先生最想再寫的大概是小說。他信上說：「有好幾個朋友鼓勵我應該再寫一篇長篇的作品，我也相信我還有一部長篇的東西可寫，因為它在我心中醞釀了十年之久。可是現在則覺得這份『勁』兒越來越淡。」不寫其實也不要緊；我出世的那一年，徐先生的《風蕭蕭》紅遍大江南北：一九四二年是「徐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