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徒華先生閱世很深，學養獨到，對中國政治素有研究，加入《明報》的《三言堂》筆陣，敵友爭讀，新鮮得很。香港名人諳西洋語文者多，通中國文墨者少，難得高手小試牛刀，實在應該天天見報，讓大家多多見識前輩功力。司徒先生有兩篇文章因我而寫，一篇是《董橋勸讀閑書》，一篇是《「觸目驚心！」》，兩篇都牽涉他所謂的我的「同姓兄弟」董建華。「觸目驚心」是我對「聽董爺爺的話，做特區的好娃娃」一語的感受。司徒先生對文革妖孽知之比我更詳，見此豪語，感觸必然更深，沉痛之情自不待言。「勸讀閑書」語出我的《董先生，該讀幾本閑書了》一文。我說彭定康冷酷果斷，能言善辯，博覽群書，順口成章，永遠不在人前流露絲毫猶疑神情，那都是讀書讀出來的。司徒先生說他不明白冷酷果斷、猶豫神情為什麼與讀書相關，說「知識分子是讀書的，但不是曾被判定有先天的動搖性嗎？」前輩這是假裝糊塗，罵我罵人了。其實，除了資質低者不說，我真的是相信讀書讀精了會看穿世情，待人冷酷，處事果斷；我也真的相信讀書讀精了會目空一切，自信自大，站出來絕不拖泥帶水，軟弱猶豫。因此，我也真的相信知識分子的「動搖性」斷非「先天的」，而是後天生逢亂世，遭到粗暴之對待、皮肉之煎熬所致。必須說明的是「知識分子」者，西文之intellectual也，敢於擔當，敢於批評，敢於固執，等於《論語》中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我於是更不相信司徒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會「有先天的動搖性」；我覺得他也相當冷酷果斷，面部少有猶疑的表情。
（二）
董建華肩負重任，一本正經，我勸他抽空讀點閑書鬆弛身心；司徒先生則希望他「能讓心閑下來」。紅塵滾滾，閑字難求；憑空偷閑，不如書中學閑，況乎書真是要讀的。朱啟新說：宋太祖趙匡胤改年號為「乾德」，要朝臣不再沿用前朝舊年號。乾德四年，他有一天在宮中看到宮女梳妝盒裡有一面舊鏡子，鏡背竟有「乾德四年鑄」，十分驚怪，趕忙盤問樞密使升為宰相的趙普。趙普一時答不上來，皇帝於是召問學士陶穀和竇儀。竇儀說，那是十國時期蜀國鑄造的鏡子，前蜀後主王衍曾用乾德年號，宋滅蜀國，擄走財物，蜀國宮女遂把蜀鏡帶進宋朝宮廷。趙匡胤聽罷不勝感嘆，深覺趙普淺薄，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宰相須用讀書人！」
董建華幼承典型的中國庭訓，規矩得近乎木訥，今後獨當一面，日理南北三教九流的鳥事，再不書中學閑，未免傷國傷港傷身。《亞洲周刊》訪問中央社老記者李嘉伉儷談船王父子，說是董浩雲最愛黃自的《花非花》。李夫人說，「他為人正經，個性保守，從他偏好黃自這樣的正統中國經典音樂可見一斑。」李先生則覺得董老先生個性節儉，從不揮霍，絕不炫耀財富，甚至還有人批評他「花錢小氣了點」，但卻謹守和氣生財之道，處事待人面面周全，絕不得罪。董家家風如此，難怪「當李嘉夫婦聽說香港有人批評董建華作風太圓融以至顯得不夠決斷時，即頻頻點頭說，他頗有乃父之風。」司徒先生希望董建華心中有閑，以便寧靜致遠；然則偷閑再聽聽老太爺愛聽的《花非花》，或可收淡泊明志之效。可惜彭定康也在港台主持音樂節目，我要董先生聽曲，司徒先生又要罵我拿「千古罪人」跟董先生相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