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離開報館生涯整整兩年，我漸漸淡忘了那一段見不到晨曦的歲月：開編前會、看新聞稿、改社評、評標題、簽大版的往事全那麼遙遠了。席揚都放出來了，我那個時期的所有新聞都變成泛黃的舊聞。可是，在回歸之前最後一個「六·四」的前夕，一九八九年五月到六月的情景，竟又一幕一幕飄回心頭了。淒風苦雨的長夜。憤慨激蕩的心情。欲哭無淚的幻滅。憂國憂港的日子：中國是切膚的親近，中國是脫韁的遙遠。編輯部一張張年輕的臉都蒼老了。查先生電話里的聲音格外冷靜而沉鬱。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新聞工作的神聖和重要：「在宣佈戒嚴、調兵進城、血洗天安門之後，《明報》已不可能再顧全為了對中國內地提供訊息而繼續自行節制。作為一個愛國的中國人，就像極大多數香港同胞一樣，正義感和氣節總是有的。」查先生在《社評》里這樣說。
（二）
我相信查先生那一代和我這一代的中國人，都非常明瞭共產黨人對「共產黨領導」的堅持和執著。我們也非常明瞭他們對自由民主的不可逆轉的觀念。我們尤其明瞭他們不會認真重視人民的意願。可是，我們相信他們無論如何是中國人：「我們文化傳統中有強烈的仁義、廉恥和愛國心」。經過了瘋狂的文化大革命之後，所有的罪孽都嫁到四人幫的身上了：他們不會再欺負善良的中國老百姓了。八十年代初查先生到北京跟鄧小平長談，回來寫了一篇長長的《中國之行》交給我在《明月》發表。我完全明瞭他為什麼高度評價鄧小平領導中國經濟改革的功績，我也相信他真心企盼鄧小平順應民心，更進一步領導政治改革。到了「六·四」後鄧小平公開露面慰問戒嚴部隊軍官，查先生親眼看到了他的神情，腦海中隨即出現了一連串電視畫面：「在天安門廣場上，數百名群眾雙手空空的走向一排排持槍欲射的士兵，明知是死，也要走過去。槍聲響處，幾個人民倒地不起；一個穿著白襯衣的青年挺身走向坦克，凝然而立，直到他的同伴強行將他拉開；幾家大學校園中所堆積的一排排滿是血漬的學生屍體……悲憤之情，充塞胸臆。」社評說。
（三）
我在《明報》主編月刊到日報的十多年裡，創辦這份知識分子報刊的查先生在閑談中、在工作上經常談到他希望中國的高層和中級幹部、大學教授講師和研究生、報刊的編輯人員，都有機會天天看到《明報》，希望這兩份報刊能帶進外界的信息，幫助那些影響中國前途的人多了解世界真象，把中國帶上富強康樂的道路。可是，誰都沒有想到，中共領導人對於民主自由的訴求所能接受的限度，竟比查先生這樣的前輩所想像的還要小得多：他們用對付強敵的坦克機槍對付自己的人民、年輕的學生。在那段日子裡，我有一天在查先生的辦公室里看到人家送他的一張白襯衫青年挺身擋住坦克的大海報，我不忍心看到老人家百感交集的眼神：「至於將來怎樣，比之挺立在坦克機槍面前那位勇敢的中國人，我渺小得多了，什麼都無所謂。」他說。我至今還忘不了「六·四」清晨編輯部里那一張張年輕新聞工作者徬徨的臉：「你們還年輕啊，來日方長！」我突然深深感到愧對他們：我和我的上一代人過去都在設法讓他們相信中國的黎明就快到來，如今，他們看到的黎明竟是血的黎明。窗外晨光似火，有人從機房拿到剛印出來的報紙：那一天的新聞永遠不會過時、不會泛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