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先生近日因報紙訪問稿誤寫陳衡恪為陳寅恪一事惹起談論，張浚生致函戴天作了辯白。信似乎不短，戴天只「撮其與此事相關的段落」轉錄在他的專欄《乘游錄》里。事情始末以及所涉枝節此處不贅，我比較注意的是張浚生信上的一句話：「你辦雜誌，也完全了解香港報業的習慣，一般記者採訪後寫的稿子，都不會給被採訪者看過。」因為這樣，那篇採訪稿除了誤說清代詩人陳寅恪，「錯植的字還不止這一處，甚至有些標點符號也有印錯的」，連「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都誤為「生也有限，知也有限」。如果真的是這樣，張浚生的確是冤枉了，報館事後應該刊出更正，向被訪者和讀者致歉。至於「一般記者採訪後寫的稿子，都不會給被採訪者看過」，那是新聞學裡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則，不僅僅是「香港報業的習慣」，而是全世界維護新聞自由的國家和地區的朝野人士都必須尊重的採訪行為。採訪稿刊出前送給被訪者過目，那是審查。任何一個抱有專業操守的新聞工作者都不會出賣這個原則。我親眼看過幾位在報界、文化界都很有地位和名望的人要求記者給他們看過採訪稿才「准」發表，而且紅筆一揮，大改特改，硬要報刊照登。看到這種情況，我替這些名人悲，也替那些就範的報刊悲。新聞專業和新聞自由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的標幟，新聞工作者誓死維護本身專業的尊嚴之餘，也必須不要忘記不斷提高自己的知識學養和寫作能力，保證寫出來的稿子具有專業水平。
（二）
前幾天，深圳來的侯軍送我一本《青鳥賦》。那是他的散文集，封面是余秋雨的題字。我在書中第二輯里讀到一篇《榆樹錢兒是甜的？》，說的是他七十年代末期在天津當記者的故事。侯軍奉派到深山區去採寫一個名叫榆樹溝的村子「大災之年奪豐收」的重點報道。年輕的支書帶領隊里幹部給這位新聞記者提供輝煌的資料，稿子很快有了眉目。侯軍要求讓他到一家家社員家裡吃飯，飯費照付，藉此了解民情。這樣，侯軍慢慢發現村子裡的老百姓窮得只能吃「榆樹錢糊糊」，他們背地裡管姓楊的年輕支書叫「楊狗剩」。侯軍在社員家裡吃他們為他準備的肉包子、小米粥；那家的小男孩肚子餓吵著吃包子，他媽媽用柴棒打他。小男孩的小姐姐忍不住從侯軍盤子里抓起一個包子給弟弟吃：「泥鰍，好兄弟，吃吧，這是姐給的。憑啥這好東西都給他們吃，咱們吃不著？憑啥咱餓著肚子還要裝著吃飽？憑啥……」
編輯部不斷來電話催稿。侯軍說：「當我終於悟到這篇稿件所依據的一切，都有可能是虛假的材料時，我實在沒有信心再寫下去了。到了第五天的晚上，我鼓足了勇氣，正式告訴部主任：這篇稿件我只能交『白卷』了！」部主任大發雷霆，指責他干擾了全報社乃至全市的「戰略部署」，批評他「不懂得『機動靈活』地領會上級意圖、創造性地完成政治任務」。侯軍辯解道：「主任，您不是總教育我要認真，要把真實性視為自己的眼睛和生命嗎？」主任一時語塞，停了片刻才嘆息道：「你呀，真是死榆木疙瘩腦袋，根本不開竅。唉，算啦，看來你壓根就不是當記者的材料！」侯軍到九十年代的今天還在當記者：是當記者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