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靜農先生似乎很喜歡「人生實難」這句古人的話，寫文章和聊天寫信都引用過。他懷念庄慕陵的文字里說：「我曾借用古人的兩句話：『人生實難，大道多歧』，想請慕陵寫一小對聯，不幸他的病癒來愈嚴重，也就算了。當今之世，人要活下去，也是不容易的，能有點文學藝術的修養，才能活得從容些。」台先生過世之後，大陸上的舒蕪先生寫悼文，提到台先生當年告訴他一件事，說是魯迅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發表後，台先生向魯迅當面讚嘆道：「先生這篇序，寫得真空靈。」魯迅笑答：「也只能這樣了。」舒蕪說：「可惜《龍坡雜文》里一個字也不曾提過魯迅，恐怕這也是一種『人生實難』吧。以靜農先生與魯迅先生關係之密切，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舒蕪還寶藏里台先生當年寫的長卷，抄錄了魯迅全部舊體詩。那是一九四六年在白沙分別之際送的，還有跋語，最後一句說：「此別不知何年再得詩酒之樂，得不同此惘惘耶？」
（二）
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還是老總統蔣先生強人統治的時代，島上從南到北處處都張貼「反共抗俄」的標語；公共汽車上也貼著「匪諜自首，既往不究」的告示。電影院上演電影之前播放國歌，全場肅立。滿街的阿兵哥，當兵的是英雄。那真是卧薪嘗膽的歲月。有一年冬天，我們大學裡的同學發動大家捐出舊寒衣濟貧，幾個人趕寫勸捐的標語，用龍飛鳳舞的毛筆字寫扣人心弦的句子，半夜摸黑在寒風中張貼，校園每一棵樹每一枝電燈桿都貼了。一宿無話。翌日醒來騎著腳踏車到校園一逛：我們的墨寶都不見了！不久，教官和學生輔導處的頭頭把我們幾個「搗蛋分子」叫去訓話，記得是罵我們給自由中國抹黑，把反共基地的寶島描寫成飢寒交迫的地獄。那年代說話都要小心。聽台北來的大四老大哥說，有幾個學生亂說話，半夜給軍警硬從宿舍裡帶走，從此不見了，可能送到綠島去。我們都半信半疑，大夥集體洗澡的時候照樣引吭高歌《綠島小夜曲》。台先生那時候在台大中文系教書，學術之外寄情詩酒書畫，早年寫小說的事都不便提，遑論跟魯迅的交情。
（三）
最近看到趙耀新在台北報上寫《從共匪到中共》，勸台灣矯枉不要過正，很有趣。他說：「我們從小就是罵『共匪』長大的」，什麼東西都加個「匪」：匪軍、匪區、匪酋、匪兵、匪黨、匪書、匪片，連音樂都稱為匪樂，大陸出的中藥也叫匪葯。他是研究大陸問題的，自然可以叫「匪情專家」，後來廢了稱「匪」的指令，他的頭銜於是改為「中共問題專家」。他說，孫運璿當行政院長的末期，喝過洋水的人多了，不好意思還在學術論文中說人家是共匪，國民黨於是恩准「共匪」改成比較中性的名詞「中共」。起先還有人反對，後來改過了頭，報紙編輯看到任何「共匪」或「匪」的字樣，全改成「中共」或「共」，有時難免鬧笑話了。趙耀新說，有一次他在文章提到「張作霖在東北剿匪」，指的是民初的土匪，編輯一見逕改成「剿共」，誤了史實，失之千里！趙先生說，現在兩岸很可能即將為統獨決戰，「那又得改回了『共匪』，君不見李總統帶頭開罵了嗎？」台先生看到了可能又會說一句：「人生實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