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英時先生在他的老師錢穆先生去世之後，出版了一本《猶記風吹水上鱗》，收集了他論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的一批文章。八十年代我編雜誌的時期，常常函電交加請余先生寫文章，他幾乎是有求必應，沒有時間寫長文就寫短文，無論什麼題目都能寫出有情有理的佳篇，順手拈來盡見學問。才識淺薄的編者碰到余先生這樣淵博的作者，確是福份。余先生漸漸成了我的老師和朋友，在我謀生和讀書的路途上給了我太多寶貴的鼓勵和啟示。我幾乎讀遍他所有的著述，而且經常重讀一些我格外喜歡的篇章。余先生的來信、余先生給我寫的幾幅字，也都潛移默化影響了我對人生和學術的看法。我常常想起余先生的白髮和煙斗。
（二）
《猶記風吹水上鱗》里說：「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十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平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余先生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後來知道錢先生剛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余老先生要他留下來跟錢先生念書。當時新亞學生不超過二十人，大半是從大陸流亡來港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沒有圖書館，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佔滿全部空間。錢先生要余英時寫一中一英兩篇文章，親自批閱，決定錄取。余先生就這樣成了錢賓四的學生了。
錢先生整個人是儒學的化身，修養高超，盡量以理馭情。但是，余先生說，賓四先生原是一個感情十分豐富而又深厚的人，看一出描寫親子之情的電影，散場後眼睛是濕潤的。聽說他們師徒不拘形跡，無話不談，「但是他的尊嚴永遠是在那裡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鐘忘記」。有一年的暑假，錢先生患了嚴重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躺在一間教室的地上養病。余先生去看他，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錢先生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
（三）
這樣的情景，讀來難免教人眼睛濕潤。人生一輩子有緣遇到兩三位值得敬愛的老師，當也無憾了。說「敬愛」，那是余英時所說的「真正能在成學過程中發生關鍵作用的老師」。一九九一年，余先生在短短兩個半月之內，相繼失去了兩位他「生平最敬愛的老師」，一位是錢穆，一位是楊聯陞。余先生說，他研究中國史受這兩位老師的薰陶最深。楊先生早年在清華讀的是經濟系，後來轉攻史學，在西方漢學界標舉中國現代史學傳統中成熟而健康的成份。他指出美國人研究中國史往往富於想像力，必須加以控制，否則可能「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這是一句妙語，余先生的中譯是「誤認天上的浮云為地平線上的樹林。」。看到 horizon 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當年我和戴天編校姚先生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姚先生把這個字譯為「天涯」，我們拍案叫絕！那部譯文是翻譯的典範，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愛的翻譯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