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報》教育版有一篇特寫介紹三年前創校的景嶺書院，說他們開始用普通話教中文科了。該校規定中一學生的中文科用普通話教，逐步推行至中三。記者鍾麗明看到一班學生起立向老師點頭用普通話說：「常老師早！」接著老師用普通話教課文里的《孔明借箭》。課文上沒有注音符號，可是全班學生都能用普通話朗誦，有些字的發音不對，常老師即刻提點。學生回答老師的問題總有些怕羞，盡量用三兩個字對付，避免用長句。但是，有一位同學說：「用普通話學中文對作文有改善，作文用少了口語化。」景嶺書院為了推廣普通話，在校內設立了中央廣播系統，午飯時間播放國語歌曲，讓學生訪問老師，演廣播劇。校長平時跟學生談話都用國語，儘力製造語言環境，讓學生多聽多講。校長說，在中國大陸、在台灣、在新加坡，學校都用普通話教中文。他說，中一學生上課，老師會先抽一段課文用普通話朗讀，到了中二才正式推行，到了中三，學生已經完全適應用普通話上課了。三年來，學生作文慢慢通順流暢，少了口語。校長相信這樣做可以提高語文水平。
（二）
《明報》這段特寫的標題標明「主權移交下，教學新趨勢」，呼應記者開筆那句「隨著主權移交，學校陸續開設普通話科」。從提高學生中文水平的角度看，學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相信是最可以立竿見影的方法。那是全中國乃至台灣以及東南亞華校都在實行的措施。政府近來大力鼓勵提高學生的中文能力，提倡中文教學，雖然跟主權移交有一定的關係，最終的目的應該是希望藉此搞好中文水平。然則個別學校採用普通話教學，與其視之為迎合政治氣候之轉變，不如單純從語文教學的手段去理解為宜。
本世紀三十年代，美國興起了「普通語義學」的學派，宣揚語文決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趨勢，無限誇大語詞對人的影響作用。這個學派反對共產主義擴散，鼓吹從人的疾病到社會的弊端都具有語義學上的根源，主張通過語義學的訓練去醫治社會弊病。舉例說，他們認為「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帝國主義」等共產術語是惡劣語言，空洞抽象；「反對帝國主義」的提法是浮泛的提法，本身是無意義的行動。這樣的觀念，顯然只能扼殺語言的生機，無補於扭轉他們所要避忌的主義思想的蔓延。
（三）
語文當然可以決定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趨勢。倒過來說，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走向也可以決定語文水平的高下。今天世界上許多地方的教育機關都在承受學生語文水平低落的壓力。香港學校推行普通話教學，正確的說法是振興語文頹勢的方法之一。普通話並不是北京政權的獨家語言。大陸出的《辭海》內，「普通話」條說：「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近百年來，由於白話文學和『官話』的傳播，其規範逐漸明確，影響日益擴大。普通話不等於北方話或北京話，因為它還吸收其他方言中的成分，比任何方言更豐富、更完善」。這最後一句描述，中國各省人民未必同意，因為大家都認為自己省份的方言最豐富、最完善。可是，現代漢民族確實須要有一種共同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