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港澳辦副主任陳滋英在北京出席香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會議的時候，套用英國十八世紀文豪Samuel Johnson的一句話形容香港：「沒有人會厭倦香港，除非他厭倦興旺發達。」《明報》說，約翰遜原句的中譯是「沒有人厭倦倫敦，除非他厭倦生活。」查此句出自James Boswell 的Life of Johnson 一書里一七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紀錄。那天，蘇格蘭作家鮑斯韋爾談到他一旦長住倫敦，過去偶一盤桓的雅興可能會消融殆盡，從此厭膩倫敦。約翰遜聽了不以為然，說是有文化的人誰都不願意離開倫敦。覺得倫敦厭膩等於活得膩煩了，因為倫敦實在是應有盡有了！（I suggested a doubt, that if I were to reside in London,the exquisite zest with which I relished it in occasional visits might go off, and I might grow tried of it. JOHNSON:" Why, Sir, you find no man, at all intellectual,who is willing to leave London. No, Sir, when a man is tired of London he is tired of life; for there is in London all that life afford."）
（二）
十八世紀的約翰遜所說的 intellectual一字，與知識分子的知識不太一樣。「知識分子」是十九世紀的產物；而約翰遜所指不外是有精神生活、有文化生活的讀書人，這些人懂得閑適之趣，品味毫不庸俗，真心體貼倫敦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酒館打烊冒著冷風細雨回家消受寒夜書齋的昏燈。那個時代的文化人滿心是做人濃濃的操守原則；使命意識也許是淡淡的，家國情懷也許是幽幽的，知識生活的追慕卻是崇高而莊嚴的。倫敦基本上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營建起來的。約翰遜在牛津讀過書，沒有拿到學位。前半輩子坎坷潦倒，四處謀生，後來回倫敦賣文，為名公巨卿寫政論嶄露頭角，窮數年精力學力編出那部英文字典後聲名大噪，牛津授他學位，著述日豐，成了文壇祭酒。約翰遜的父親開書鋪，家道不興而滿門書香，造就了他一生的名士氣派，言行倜儻，才華傳遍英京的大街小巷。倫敦基本上是靠約翰遜和鮑斯韋爾這樣的文化人散發清雅的古風。
（三）
從文化層面上看，今日的香港當然遠遠比不上當年的倫敦。香港的興旺發達給大部分享有豐盛物質生活的人帶來身心的極度亢奮，香港社會於是長期沉醉在這種經濟春藥引發出來的自我膨脹狀態之中。瘋狂的樓市已然粉碎了所有自立更生的小人物的尊嚴；在營營役役而始終求不到立錐之地之後，乾凈誠樸的人紛紛染上了佛洛依德所說的「毫無內容的純罪感」（pure sense of guilt without any tent）。香港處在這樣的形勢了，陳滋英說的那句「沒有人會厭倦香港，除非他厭倦興旺發達」，反而成了一句冷酷的嘲諷。對興旺發達不感到厭倦的人是興旺了發達了的人。大部分香港人都算不得興旺發達；他們對香港不感到厭倦，那是因為他們寶愛香港自由開放的氣氛：香港容許他們追求興旺發達，也容許他們不追求興旺發達，甚至容許他們假裝把香港當作十八世紀約翰遜時代的倫敦，好讓他們精神上好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