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坎坷的。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北大未名文叢」，季羨林先生那本《懷舊集》格外教人懷舊，也格外教人懷念他筆下的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那本謝泳的《舊人舊事》也一樣，讀了有幾分欣喜，也有幾分傷感。謝泳在《晚年馮友蘭》里說，馮先生的最後遺著《中國哲學史新篇》等七冊出版不了，「馮先生晚年寫了一本不能出版的書，這不容易」。他說，「馮先生早年是獨立的，這種獨立曾一度消失，但最終馮先生又獨立了，儘管這已到了他生命的終點」。馮友蘭在《新編》第七冊的「自序」中說：「在寫八十一章的時候，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並且對朋友們說：『如果有人不以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書達數百卷，沒有人為他出版，幾百年以後，終於出版了，此所謂：『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謝泳是在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里讀到這篇「自序」的。
（二）
馮友蘭跟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善感，往往也就擺脫不了懦弱的性情。謝泳認為「馮先生文革中的失誤，有其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時代的關係」。沒有親身經歷那種「時代」的人，似乎沒有辦法想像得出穿上意識形態制服的人群真的可以給每一個人的思想扣上鎖鏈。馮先生一九五一年在德里大學見到台灣去的老朋友查良釗，不但沒有說話，而且立刻迴避。德里大學要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馮先生，他必須先請示外交部。印度的普拉沙德總統介紹馮先生的學術貢獻，提到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及貞元六書，外交部也覺得介紹有問題，要馮先生在適當時機予以更正。在加爾各答的訪問和演講中，馮先生講的是「新中國的哲學」，並且應外交部的要求說：「中國革命成功，我認識到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
（三）
季羨林先生悼念馮友蘭的文章題目是《晚節善終，大節不虧》，對馮先生的包容氣概，譽之為《世說新語》里子敬的神宇。季先生敬佩馮先生治中國哲學史的那種堅毅不拔的精神，說他不知遭受了多少批判，說他「走了一條中國老知識分子應該走的道路」。季先生沒有說明新中國里的中國老知識分子應該走什麼道路才對。我猜想正是謝泳說的早年獨立、一度不獨立、最終又獨立。聽說，文革初期，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隨口說道：「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都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真真假假，毛澤東能說這番話，氣量是大的。面對香港問題，從國務院副總理到港澳辦主任到特區行政首長，都應該多多回顧新中國的歷史；萬一翻到毛澤東這樣的話，一定可以少動幾次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