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人的政治藝術從來沒有離開過「歌頌讚美」和「漫罵詛咒」的兩極範疇，非此則彼，愛惡分明，幾乎不太可能建立中肯客觀的灰色地帶。於是，中國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評價，始終很難跳出「非王即寇」的既定框框。所謂功過三七開、四六開之說，基本上還是以「七」和「六」為依據；「三」和「四」無非製造小罵大幫忙的效應而已。這樣的意識形態一旦轉化為文字廣為傳佈，其震撼力量自必足以掩蓋任何冷靜理性的宣示，發揮「龕上金佛」的正面意義或者「筐中毒蛇」的負面裁決，迅速成為清一色的思想制服。
（二）
中共官方新華社報道鄧小平逝世的消息，引述中共中央委員會、人大常務委員會、國務院、政協全國委員會、中國共產黨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通告，「極其悲痛地向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宣佈「我們敬愛的鄧小平同志」的死訊。《通告》說，鄧小平是「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公認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領導人」；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是「久經考驗的」共產主義戰士；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通告》還說鄧小平是中共早期黨員和「積極活動家」；鄧小平理論的一個「重大創造」，是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他九二年初視察南方發表重要說話，「科學地總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基本實踐和基本經驗，從理論上「深刻地」回答了長期困擾和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通告》最後說《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和第二卷是「富有獨創性的重要著作」，是「引導中國勝利前進的科學指南」，他的逝世對中國全國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三）
中共領導層不但對鄧小平個人作出了最高度的評價，對他任內黨政軍各項重要會議和事件也連帶予以讚揚。鄧小平漫長的政治生涯雖然波折重重，他的遠見和膽識，卻給他帶來了比毛澤東更清高聖潔的聲譽。他在六四事件中所犯的嚴重錯誤是他晚年情操的瑜中之瑕。他為香港主權回歸發明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想，毅然擺脫馬列和中共意識形態的桎梏，那是鄧小平務實性格的表現，跟他帶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道路同樣重要。但是，這套構想化為這樣簡潔的四字成語，卻多多少少顯示出那是「人的語言」，不是「法律的語言」。鄧小平過世之後，中南海政治結構的波動與穩定固然可以直接影響香港特區的形勢；更關鍵者，似乎是中國大陸朝野對鄧小平的歌頌和讚美必須也保持不變，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指示才得以貫徹始終。對香港人而言，但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對鄧小平的愛是永遠的、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