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說過語言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承載文化之餘，往往也會傾覆文化；文化認識的深淺雅俗，決定語文境界之高下清濁。有讀友來信說：「文化」何其深奧，乾脆說穿是「人情世故」如何？我想並無不可。文化包羅萬有，未必都深奧。洞識人情，看透世道，胸中自然養出一點悟性；這悟性，當是文化之一環。比如我說「讀友」，其實是戴天文章中學來的。說「讀者」有點抬高自己的身分；彼此既是「讀」文字的人，賜函賜教，也算相識了。小戴這點比我懂得人情，大有文化。
當然，「文化」也指學問：多學多問的習性。知得越多，乃見其難，長話於是都短說了。人老了文章會簡練，道理在此。況周頤說，文筆貴簡，「逸馬斃犬於道」，說成「有犬卧於街中，逸馬蹴而斃之」，那就累贅了。明祝氏《猥談》云：「一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對偶語？』吏曰：『當如何？』守曰：『前後不露邊圈』。」這樣的旨趣，真可以舉一反三，受用不盡。
（二）
鄭滋斌在《信報》寫《如何提高本港大專生的中文水平》，結語提出三點建議：一是各大專院校應增加中文科目的學習時數，放大內容，完備課程；二是增聘教學人員，接近師生比例，發揮歐陽修為文有三多之說，即看多、做多和商量多；三是改革內容，留意實用文字之外，還須拓大學生視野，增長知識，深化思想。第三點我尤其贊成。他說：「語文，從縱的說，是歷史、文化的積累；從橫的說，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表現。不論如何，總是表現了人們對科學、文學藝術、宗教思想等領域學習、追求的智慧，這些都不是實用文字所能規限的。」大學裡注重通識教育，大學生修讀本系科目之外再去旁聽別系的課程，多跟學校里有大學問的老師交往請益，關心社會，關心國家，關心世界，這些都是增強語文能力的途徑。鄭滋斌文中還說，「今天，報章刊物大多以不嚴肅的態度處理中文，嚴重影響讀者的分辨能力。至於廣告設計者濫用同音字，擾亂原來的字詞，更甚的是語病頻生的句子，觸目皆是，實在令讀者失去了是非的裁判能力。」這也是實話。我在香港傳媒機構工作多年，雖然時時刻刻都在注意這些問題，卻始終覺得自己做得不夠，顧此失彼。
（三）
傳播媒介是文化普及的渠道。那天《信報》同一版上樑福麟的《「寫稿佬」的自白書》一文，正好也談到美國學術界中人的著作已走向通俗化，行文不鑽牛角尖，文章注釋盡量簡單，名教授寫的書要普及、暢銷。在報章上寫專欄、寫評論，的確跟撰寫曲高的學術論文不同，既要獨特而有物，又要生動而親切。有學問的人滿腹文化，正應該經常走出象牙塔向群眾傳授專業知識，散布文化，闡釋人生。香港需要更多知名的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