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國有兩位語法學家、詞典編纂家，一位是一九一八年去世的Francis Gee，另一位是一九三三年去世的Henry Watson Fowler。他們合作完成了幾部著名的辭書：The King''s English （1906）， The cise Oxford Diary （1911）， The Pocket Oxford Diary （1924）。H W Fowler一九二六年則獨自編出了 A Diary of Modern English Usage，是一部非常有份量的案頭寶鑑，一九六五年由Er Gowers 爵士增訂為第二版。前幾天，喬志高先生寄了一篇Christopher Lehmann-Haupt寫的書評，評的是牛津出版社剛剛出版的The New 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那是Er Gowers增訂第二版三十一年之後的增訂第三版，編撰者是R W Burchfield。Burchfield來頭不小，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四年出任牛津英文字典的總編輯，自視頗高，對七十年前Fowler的正統語文規範作風很有微詞。高先生給我的這篇書評題目於是叫做To Praise Fowler and to Bury Him：禮讚之餘，入土為安。
（二）
時代進步，語文在變，關鍵是蛻變的歷程必須規範在繼往而開來的脈絡之中：新的辭彙、新的句法既可傳承語文固有的表意習性，又可散發新穎而切合時代趨勢的光采。每一代的語法學家都應該負起督導語文風氣的責任。從「星空很希臘」到「感情在喜宴人散之後軟軟著陸」，都傳達改造了傳統的典雅意象；「你的不來使我斷電」、「久別使他們走上進行做愛的路」，那是失控的創意。好的新語文和壞的新語文分別在此。丹麥語法學家Otto Jespersen認為文法的價值不是指導人家該說什麼該寫什麼，而是觀察出那些運用語文的人實際上是在說什麼和寫什麼。W H Fowler不以為然。他堅持語法學家的正業不是告訴國人他們的所為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而是告訴他們必須為語文的明天做些什麼。
（三）
排斥語文的正常演進和排斥外來新字新詞同樣不切實際。一九零六年，英國伯明漢大學的英國文學教授J Churton Collins大罵英國人沿用美國新聞用語electrocute （觸電死亡），說是英國人自己用慣的electrocide正確萬倍。那是自討沒趣。但是，Burchfield打 Fowler的旗幟反Fowler，反而引起一些有識之士嗤之以鼻。夏志清先生說那是「西方文化沒落之徵」（「signs of the dee of the West」）。Burchfield對 at this point in time的片語說是「it is the kind of phrase that calls out for the attention of copy editors and journalistic subeditors」。喬志高《最新通俗美語詞典》對這個片語的解說肯定紮實得多。他說，這跟now, at this time, at that time 同樣是流行的片語。七十年代初美國國會追究「水門」竊聽案的原委，白宮幕僚一一被傳訊。他們回溯往事吞吞吐吐，支吾其詞，不時冠以此一片語。後來年輕人說話空洞，往往用 at this point in time來敷衍搪塞，拖延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