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當年《鹿鼎記》在報上連載期間，有一天，宋淇先生遇到查先生，談話中不免提到這部新作。宋先生說，這是開闢蹊徑的嘗試，隱然與西方新潮小說遙相呼應：男主角韋小寶是個「反英雄」（antihero），小說本身也是「反傳統武俠小說」。宋先生還說，《鹿鼎記》寫作手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一本正經，骨子裡卻冷嘲暗諷，彷彿十八世紀大詩人蒲伯（ Alexander Pope）的「仿史詩」（mockheroic）。蒲伯的《秀髮記》（Rape of the Lock）寫兩大家族為一綹頭髮而吵鬧，其實藍本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的兩大城市爭奪絕代美女海倫的故事，還有密爾頓《失樂園》中上帝與魔鬼之爭，極盡譏諷嘲弄之能事。金庸聽了興緻勃勃，請宋先生整理出來將來做書評。宋先生結果並沒有寫出這篇文章，退休後轉而重讀金庸全集，寫了劄記，出了專書。《細讀金庸武俠小說書後》一文，就在我編的一九八四年九月號《明報月刊》上發表。
（二）
宋先生研究金庸、研究《紅樓》、研究古今中外的經典與非經典作品，要不是身體一向不好，他的學問一定更淵博，他的著作一定更多。那天晚上喬志高先生長途電話告訴我宋先生過世的消息，要我轉一篇悼文給《明報》發表。夜已深，天上沒有星星，我們的社會又失去了一位真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象徵「社會良心」；宋先生一生事業卻象徵了「文學的良心」。我登過他的一篇長文《不定向東風》，寫於霍克思（David Hawkes）和華茲生（Burton Watson）兩大英美漢學家隱退之後。宋先生說，霍克思是繼Arthur Waley之後第二代的中譯英泰斗，「他們的特長是非但譯好書，而且譯成好英文，因為本身就是第一流的文體家。這在不再講究文字的今日社會已不多見。」宋先生也始終講究文體。他的評論文章和翻譯作品、他的創作甚至他的書信，從來沒有放棄推敲字句的權利。而他留給我們的最深刻的啟示，是他對人生與文學的品味。在文藝庸俗化的時代里，宋淇不忘給大觀園點燈、給詩人角拂塵。
（三）
我和宋先生很少見面。一九八零到八六年我主編《明月》期間，宋先生還勤於寫作，不同範疇的學問他都獵涉，偶然雅興甚濃，遍讀詩話詩論，給我寄來一篇《詩香零箋六帖》，教我驚艷。一度鑽研瓦歐的《興仁嶺重臨記》（Brideshead Revisited），寫出字字都有著落的文評，不由我不羨慕他的才情。我們偶然通電話談公事、談文藝。他讀報讀雜誌都仔細，常有獨到的見解，給我寫好長好長的信，逐點分解。那是我的編輯指南。查先生和我都很謝謝他經常賜稿，常常牽掛他多病之身，有一次他給我們來信，署名竟是「五湖廢人」！陳星齋有《題畫》一聯：「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好友不嫌多」，宋先生說「令人拍案叫絕」。正是秋瘦時節，他上山去看好多好多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