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法國後期印象派畫家高庚（Paul Gauguin）一八九七年決定自殺。毀掉自己之前，他全情投入最後一幅作品，畫完之後在畫上寫了幾句話，他說那是他的簽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是什麼？我們往何處去？」（「D''ou venons nous？ Que sommes nous？ Ou allons nous？」）。接著他大口吞下砒霜。可是劑量太大了，他吃下去全吐出來，死不了。十幾年前，Nicholas Humphrey和Robert Jay Lifton編了一本《黑暗歲月》（In A Dark Time），收集歷代智者雋語點破核子時代里人類的愚昧行為，引了高庚這一句名言做序文的中心思想。
我十幾年前在倫敦滑鐵盧火車站的書店裡買到這本書，翌日跟一位主修語言學的蘇格蘭朋友吃飯。朋友說他看過高庚的那句話，還說語文的課題也正是這句話所宣示的課題：語文從何處來？語文是什麼？語文往何處去？記得我當時回答他說：作家最好不要想這些課題，讓哲學家和你們這些傻小子去操心吧。那是夏季七月的倫敦，九點鐘我們吃完飯走出餐館天還沒有黑，羅素廣場的風很冷。在公共汽車站分手的時候，朋友說：「別忘了翻翻Aldous Huxley一九三六年在倫敦Albert Hall的那篇演講。」
赫胥黎是美籍英國作家，詩歌、小說、劇本、文藝評論都寫，人稱他的小說是「概念小說」，寓言體諷刺小說《美好的新世界》和《針鋒相對》最出名，一九三七年移居美國，六三年去世。朋友說的那篇演講鼓吹和平，說文字不但與和平息息相關，與所有天下事都息息相關。他說，文字是思想的工具；思想所到之處，文字一一傳送；文字是塑造思想的模型。思路要正確，用字必須妥貼。今日一說到和平與戰爭，人們大半用錯字。他們用的字不能表露當前實情。他們甚至用一些字去掩飾事實。他們於是用歪曲了的文字傳媒去衡量現實。赫胥黎於是舉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說的一句話為例：「國家動武動劍，是上蒼保庇百姓之舉」（「The use of force， of the sword， by the State，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 of the people」）。赫胥黎說，「武」與「劍」是兩個關鍵字，前者空洞抽象，毫無確切意思可言。後者落伍過時，不符當代實情，只教人聯想起豪俠義行和武士閃亮的盔甲。整句話堂皇文明。其實，大主教虛無縹緲的門面話，背後的真象不外是說：國家動武，用火焰炸彈，用芥子氣，用飛機裝烈性炸藥炸脆弱無助的人民大眾，是上蒼保庇百姓之舉（「The use of force by the State， that is to say the use of firebombs， mustard gas and high explosives dropped by aeroplanes upon defenceless civil populations， is the ministry of God for the prote of the people」）。
我其實也很怕那些太過光榮輝煌的字眼：這些字眼從何處來？這些字眼是什麼？這些字眼會把人們帶到何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