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人人都覺得共產黨一無所有，卻希望跟全世界共產。大家也覺得共產黨人無非是毫無幽默感的社會主義者。星期天早上賴在溫馨的床上，泡一杯奶茶吃一份醃肉三文治，讀的卻是《社會主義工人報》，不亦慘哉（" you imagine lying in bed on a Sunday m with the love of your life, a cup of tea and ba sandwich, and all you had to read was the Socialist Worker?"）這是七九年《每日快報》總編輯Derek Jameson說的。後來形勢當然是變了，撐到現在的幾個共產國家都繽紛起來了，中國大陸裡面比《人民日報》好看的報紙多得很。那正是金耀基引述的墨西哥詩人的警句：我們罪有應得，非搞現代化不可了（"We are o modernize"）。北京對媒體的控制不能再過分粗暴了。
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里，寫到一九五八年中央清除學界「厚古薄今」的風氣，陳先生受牽連，憤而拒絕開課，說是「只要毛主席和周總理保證不再批判我才開課」。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素有「文藝沙皇」之稱，但學問和文采確是不俗。他奉旨南下做工作，到了中山大學一定要去看看陳寅恪的藏書。陳先生起初堅決不見他，經過陳序經再三相勸，陳先生才答應。周揚事後寫過這次見面的回憶文字。這位共產黨高官畢竟還保存了一些學人氣質，文章寫得非常妙。他說：「我與陳寅恪談過話，歷史家，有點怪，國民黨把他當國寶，曾用飛機接他走。記憶力驚人，書熟悉得不得了，隨便講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後。」陳先生的學問當然了不起，跡近傳奇，傳到後來是「斯大林和英女王都拍電報問候他的健康」，還說「他能背誦全本《資治通鑒》」。如果說陳寅恪的著述無一字沒有出處，那麼，陳先生的風骨更是無一刻不光耀學界。周揚接著寫道：「一九五九年去拜訪他，他問，周先生，新華社你管不管，我說有點關係。他說一九五八年幾月幾日，新華社廣播了新聞，大學生教學比老師好，只隔了半年，為什麼又說學生向老師學習，何前後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襲擊了一下，我說新事物要實驗，總要實驗幾次，革命，社會主義也是個實驗。買雙鞋，要實驗那麼幾次。他不大滿意，說實驗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遠，差一點是可能的……」這份文件實在精彩：陳先生襲擊得漂亮，周揚也坦白得可愛。香港的文化人應該多翻翻這樣的材料，尤其是星期天早晨賴在床上的時候。太有趣、太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