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衡巽說他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很喜歡到朱光潛先生家裡去。年輕人不懂事，總愛問一些很傻很傻的問題，比如說：「全中國英文誰最好？」「全中國翻譯誰最好？」朱先生不嫌其傻，似乎都說了他的答案。他說翻譯誰最好，要分散文小說翻譯、詩歌翻譯和理論翻譯。董衡巽問：「那麼散文翻譯誰最好？」朱先生回答：「楊絳最好。」董衡巽後來有機緣向楊絳討教，讀楊絳翻譯的法國文學名著《吉爾·布拉斯》。楊絳為了翻譯《堂吉訶德》，一九五九年年初開始自學西班牙文，學了兩年，六一年開譯，七六年完成。這十六年間中國政局風雲多變，文革期間她還受了那麼大的苦難，成績居然這樣輝煌，實在值得大家含淚向她致敬。
前幾天聽北京朋友說，錢鍾書先生還在病中，夫人楊絳天天忙裡照顧錢先生。浙江文藝出版社的羅俞君去年編出《楊絳散文》，楊絳用一封致羅俞君的短簡為「代後記」。那封信上說：「現在鍾書仍重病，我心情不安，醫院後勤工作也頗忙，我只愁身體不支，因為睡得少，吃得少，盡量不伏案動筆。」錢氏夫婦是中國當代知識界的瑰寶，年老多病，熟悉兩老著述的人都會深深惦念他們。四月號《聯合文學》有餘光中先生一篇《論的的不休》，廣徵博引，暢談時下文字不明簡潔之道的弊端，是關心中文前途的人不可不讀的好文章。余先生文中談到錢鍾書，說《談藝錄》和《管錐編》里引述西文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譯，「非僅曲傳原味，即譯文本身亦可獨立欣賞」。拜倫致情婦書說："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n the one who goes away 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錢先生的譯文云：「此間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別離，去者不如留者神傷之甚也。」拜倫是十八、十九世紀間的人物，用這樣典雅的文言迻譯，當然更加顯得意遠情舊了。確是高手。聽說錢先生上大學時曾經口出狂言，說清華大學沒人能教得了他：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或許是錢先生一時的戲言，卻也痛快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