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看香港教育取向的史料，看到一九零二年香港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報告書，申明政府的教育政策。報告書上說：「本委員會深信，為少數上層社會華人提供一全面的教育，較普及一般華人教育更見成效，因為前者能以其所學影響後者。因此，政府應鼓勵及資助英華（Anglo ese）學校而非華文學校。」此後的三十多年裡，香港政府始終沒有發展中文教育，中文學校不外是一些私塾。到了一九三五年，英國教育家E Burney來港觀察教育情況，發表《賓迺尼報告書》，批評港府不應該只為上層華人子弟提供教育，認為英語在香港教育中只應佔有實用及職業上之價值，方便就業，其他教育範疇都應以華文為媒介。他建議香港政府讓所有學生都接受充足的華語訓練，提高思考與表達的能力。香港政府大致採納了他的建議。一九六七鬧暴動的那一年，教育司署頒布了第一個《小學中國語文科課程綱要》，說明中文科旨在「培養學生對中國語文之理解及文學之欣賞，並使其對中國傳統道德略有認識；以及訓練其口講及筆寫之表達能力」。
這是香港中文教育歷程的三個關鍵階段。第一階段是標舉階級意識與奴化思想的教化政策；第二階段是延續殖民統治的懷柔政策；第三階段是鞏固倫理道統的規範政策。在這三個階段里，香港政府始終沒有強制規定中文教育必須以中國的國語授課，容許粵語方言為中文的主導語言。這一點多多少少可以理解為殖民統治者疏離殖民地公民與母體之間的血緣關係。今日殖民地回歸母體在即，香港人熱中學習國語，功利意識固然是有的，個中的政治寓意卻也不容忽視。
行政局議員錢果豐比喻香港是優質的葡萄酒，在英國法治與行政制度的橡木桶里浸淫多年，今後裝進社會主義中國的酒瓶里，只要有基本法適當的瓶塞，呼吸到資本主義的空氣，藏酒的一國兩制地窖又能保持不變的環境，葡萄酒自必更加香醇。這是對轉型期香港政治環境的恰當的祈望。香港的中國語文則未必是這樣的葡萄酒。董建華說：「最好的酒當然是中國的酒」——尤其是中國的陳年老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