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倫·蒙克豪斯
一個姑娘前不久告訴我，在所有作家中，她認為丁·墨里最棒。我稱與這位作家有一面之緣，因而也贏得了她的某種信任。我的一位平生知己，則把貝因哈特列為所有作家之首（我並不覺得這過於離譜）。有如此偏愛的熱情是件好事，它使愛者和被愛者都變得高尚起來。世上也許有人把你視為人倫俊傑，並非由於你是她的丈夫，或情人，或上司，而是純粹出於對你言行的傾倒和激賞，這種推許非常令人鼓舞振奮。可是，我們許多人經常誇耀自己為人如何寬容妥洽，鑒賞如何平正得體，品評如何無專斷偏私。一個明辨的批評家，得知自己的觀點並無新意，與另一個深刻的批評家所見雷同時，可能感到沮喪。如果你為人足夠謙虛誠懇，偶因某事與人爭辯，你可能忽然發現：你遠不是過去自許的那樣隨處明達，相反，對於舊觀念的忠誠已近於僵硬冥頑；或者，竟已陷於怪僻乖張，一度天真地想像為自己個性標誌的東西，如今必須當作毒瘤除掉。
不過，要在保守與激進之間，不偏不倚地走鋼絲可不容易。對於老頑固來說，裝幀精美的古典作品，自有一種凜不可犯的權威，這已成為他扔不掉、擺不脫的東西。華麗厚實的捲軸，成疊地擺在維多利亞式的書桌上，其內容也獲得了某種尊嚴。名字頻繁見諸報端的文壇新秀，時人可能將他與已被神化的經典作家並稱，對此，那些信而好古的老頭總免不了搖頭嘆氣。另外，他也許發現自己正在讀的是德拉·梅爾的詩作，而且愛他勝過愛阿諾德。 為了恢複心理上的平衡，他又讀一遍《吉普賽學者》，可他心裡清楚，這兩位詩人都是人，絕非一個為天上的神仙，一個只是地上的俗子。我一位過世不久的朋友，最喜歡的詩人也是阿諾德，我想他斷不至於和人爭論說，阿諾德比華茲華斯和濟慈更為偉大，只不過前者更合他的胃口罷了。這沒有什麼不對，讓我們各有自己偏愛的作家吧，大家都不是什麼精確的批評機器，假裝成這樣的東西倒會壞事。詩人們不會十全十美，我們也有——而且應該有——自己的偏好、自己的個性。我相信，某處可能有個不顯山不露水的傢伙，他最喜歡的詩人是胡德。
當然，把自己的審美趣味弄得狹窄僵化也很危險，這對你所仰慕的作家會有欠公允。休利特先生最近出了本隨筆，他在前言中抱怨說，一個作家開始的成功，給讀者造成強烈的印象，後來讀者慣於把這位作家凝固在先前的印象上。這樣，「十之六七的讀者，希望我的每本新作，都或多或少是《森林情侶》的迴響」。讀者對他詩風的變化心灰意冷，他對讀者的要求也無可奈何。《犁之歌》允稱巨著，但休利特卻以其他詩篇走紅。哈代的情形也差不多，不管批評家如何苦口婆心地說，他後來的詩劇《列王》和詩歌更有價值（我不認同此說），他卻還是以一個小說家的形象活在人們的心中。但無論如何，讓我們各人都有自己偏愛的作家吧，只別把他們僵化為化石就行。
話又說回來，堅持舊說也不可一概抹殺。遠在情智半開的年齡，我寫過一篇吉本的評論文章，許多年後重讀它時，似乎自己的看法仍無二致。假如你寫了點什麼東西，並把它變成了鉛字，它就成了你在日新月異的人世的一個標記。你向一個批評家問一下他對某書的意見，他會重複一下所寫的評論標題；過幾年再去問他，如果他能回想起來，他又會勾勒出那篇評論的模糊輪廓。我們多少有點固執，不可能那樣靈活開放，然而，這比隨波逐流、與時俯仰要好得多。不能簡單地把它斥為死板，它是對自己早年熱情的忠誠。我不大喜歡這種人：昨天把羅斯金捧為聖人，今日則把他打入地獄。如此世故地對待一個作家，我看不出對在何處。你年輕時崇拜的女神，未必就是個醜惡的妖怪。
我想，大多數批評家持論還是慎重的，害怕自己給自己出洋相。他們樂意發現和揄揚天才，可偽天才卻是危險之徒。他的自吹自擂，常被當作他的實際才氣。夸夸其談和自命不凡之輩，憑那麼點微才小慧便可招搖過市。批評既想大膽又想小心，如果我們不理睬這種四平八穩的批評，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所愛和所以愛來，我想也許更近真一些。不過，在染指文學批評這門學問之前，我們自己也可能早已八面玲瓏了。人們總想讓自己的賞鑒周全圓通，假如這真的成為事實，那實在是一種災難。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有自己偏愛的作家，但他們必須是你私心仰慕的人物——必須是你自己本質的確證。
附註：
譯自，該譯文原載於1992年10月24日《作家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