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後記 何為中華文化的「元典」

——《並蒂三蓮——儒道釋經典選編》前言

書名「並蒂三蓮」是指儒、道、釋三種傳統文化。稱它們為「三蓮」當然是取其形象,說它們是「並蒂」卻稍有不妥——儒、道、釋「三蓮」並非「並蒂」地生於同一花枝,儒、道產生於華夏本土,釋則來自異域印度。不過,嚴格說來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沒有哪一個形象化的書名能準確無誤地將全書的內容囊括無遺,何況釋傳入華夏後經過兩千年的發展演變,它在自己的故土逐漸衰落式微,而在「新家」卻煥發出新的生機,並逐漸中國化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因而,如果說儒、道是華夏的嫡生,釋則可謂華夏的繼子。如此說來,以「並蒂三蓮」稱儒、道、釋又未嘗不妥。儒、道尤其是儒是華夏民族性格的主要塑造者,儒道互補而以儒為主幹是華夏文化的基本歷史特徵。釋在魏晉南北朝以後逐漸與儒、道鼎足而立,形成中國文化的三大支柱,它們影響了華夏政治、經濟、文化、思想、審美等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不僅參與了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建構,甚至也改變了儒、道的本來面目。對於儒、道、釋「三蓮」,我們「花」分三「朵」,各表一枝。

儒家原本是先秦以孔子為宗師的一個重要思想學派。《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對儒家的淵源、特徵有簡明扼要的闡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生在禮崩樂壞的春秋末年,他把維護和恢複「周禮」作為自己畢生的奮鬥目標。「周禮」就是在周朝完善和確立的一套典章、制度、規矩、儀式,孔子的仁學思想體系就是建立在釋「禮」這一基礎之上的,他甚至要求人們的一舉一動以「禮」為準繩,所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不過,他學說的核心是「仁」而非「禮」。「禮」是因襲前朝的典制,「仁」屬他個人的創造性闡釋,即將社會外在的強制性規範變為個體內在的主動欲求。仁的本質是「愛人」,施之於個體人倫則為孝悌,施之於社會秩序則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施之於政治則為仁政王道。孔子十分重視個體的身心修養和人格的自我完善。

戰國時期儒家內部分化為八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兩派。孟子進一步從心性角度釋「仁」,並將「仁」的觀念發展為「仁政」的政治理想,肯定「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提出養浩然之氣和收放心的個人修養。孟子的修養論和仁義說,較之孔子又進了一步,他提出了一個由人而天、由心知性的「天人合一」模式。荀子和孟子一樣「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也和孟子一樣「以修身為本」,但孟子注重從心性方面激發個體的倫理自覺,荀子則強調「禮」這一外在規範在修身中的約束作用。孟子高揚個體道德的崇高,對禮學的繼承和發揚主要在「內聖」;荀子則主要表現在「外王」,他突出人類改造社會和自然的力量。和孔、孟不同,荀子在講「禮」時,是將其與「法」並提的,即不僅「隆禮」,而且「重法」。直至魏晉南北朝仍然還是「荀孟」並稱,韓愈梳理「道統」以後孟子的地位才高於荀子,並被欽定為地位僅次於孔子的「亞聖」。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人性化的倫理親情為其主要特色的孔孟儒學,演化為以神學化的天人觀念為其顯著標志、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代儒學,從此儒家學說逐漸成為貫穿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的正統思想,並成為中國漫長封建社會文化的主流。即使它受到士人們的反叛和衝擊,但它仍是社會和個人行為的基本準則。

中唐以後,儒學又重新定於一尊,它與佛、道既相互排斥、爭論,又相互吸收、融合,最後在宋代凝聚成新的思想結晶——理學。理學將理欲論上升到哲理本體論的高度,並主導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一千多年的社會生活。儒家思想雖然伴隨著歷史車輪的推進不斷發展演變,但原儒所確立的基本品格一以貫之:強調個體對社會責任的承擔,強調知其不可而行之的進取精神,強調自強不息的人生態度,強調個體通過自己的道德、功業或學術來成就壯麗的人生。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關於「道」的學說為中心展開的思想學派。它最初被稱為「道德家」,其創始人老子的著作《老子》又稱為《道德經》。老子所創立的以「道」為核心的思想體系,用「道」來說明宇宙的生成、變化和本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道自身的本性則是純任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道的特性決定了老子政治觀的特點,反對統治者嚴刑峻法的高壓政策,反對對百姓的殘酷盤剝和無謂騷擾,主張以清靜無為的方式治國安民;道的特性決定了老子小國寡民的社會理想,他認為社會上的貪婪、爭奪起於智巧日萌,應該「棄聖絕智」以回到「結繩而用之」的時代;道的自然無為也決定了老子「見素抱樸」(《老子》十九章)的倫理準則,決定了老子「大巧若拙」和平淡自然的美學思想。

儒家是社會文明的熱情歌頌者和積極維護者,孔子對周的典章制度和禮節儀式讚賞不已:「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他認為文明既是社會進步的結晶,又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道家則更多地注意到伴隨著文明的進步而產生的殘暴、腐敗、罪惡、虛偽,更多地注意到文明與道德之間的緊張,更多地注意到文明給人類所造成的災難,因而道家是文明的激烈否定者和批判者。道家認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十八章)

莊子進一步對仁義進行了尖銳的嘲諷:「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莊子·胠篋》)莊子認為仁義非但不是人的內在欲求,反而外在於人並桎梏著人的本性:人們「大(太)息而言仁孝」,「皆自勉以役其德」(《莊子·天運》),「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莊子·駢拇》)。莊子特別關注生命本性在世俗中扭曲的問題,因而提出了個體「無待」的絕對自由——逍遙遊。與儒家孔孟強調積極入世以承擔社會責任不同,他主張超世以追求心靈的自由。如果說儒家的理想人格是聖賢,那麼道家的理想人格則是隱士。孔子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理想,一生周遊列國恓恓惶惶,而莊子則拒絕人主的徵聘,並認為熱衷於權勢者是天殺之民:「親權者……操之則栗,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莊子·天運》)這樣,道家使士人遠離皇權、鄙棄利祿、淡於聲名,追求精神的超越、心境的澄明,進而與宇宙萬物同一。

如果沒有道家文化的滲入,國人只講品節的剛正,只求現世的功名,只知道立言不朽,人生就會顯得逼仄、單調和乾枯,道家文化使人們在世俗功業之外去追求對世俗的超越,使人們的心靈更為豐富、洒脫和悠然。如果沒有儒家文化作為心靈的支撐,國人又將從一味的洒脫而走向輕浮,從一味的悠然而滑向頹廢。儒成為民族改造世界的精神動力,道則是人們安息精神的妙理,儒道互補使國人既剛健不息又遠慕高舉。

佛教是一種外來宗教,是與基督教、伊斯蘭教並稱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從東漢初傳入華夏以後,魏晉南北朝時期在中國獲得獨立的發展,至隋唐時期達到鼎盛階段,形成天台宗、華嚴宗、唯識宗、禪宗、凈土宗、密宗等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佛學是通過嚴密的邏輯(即因明)來闡述解脫現世苦難,超脫生死輪迴的宗教教義。佛教的基本理論內容,包括四諦說、十二因緣說、無常說與無我說等等。佛教基本教義的核心,是宣揚人生充滿痛苦,只有信仰佛教,視世界萬有和自我為「空」,才能擺脫痛苦的道路,而要解脫痛苦,必須熄滅一切慾望,達到「涅槃」的境界。

佛教理論中,「苦」字是關鍵,它認為人生就是痛苦,且「苦海無邊」。佛家的「四諦說」,就是描述痛苦的現象,說明痛苦的原因和結果,指出解脫痛苦的途徑和方法。「四諦」即四種所謂神聖「真理」:苦諦、集諦、滅諦、道諦。苦諦的意思是講包括人在內的眾生生命、生存就是苦。佛教所謂苦,是泛指精神的逼迫性,即逼迫惱憂的意思。佛教認為,一切都是變化無常的,廣宇悠宙,無非集苦之場。由於眾生不能自我主宰,為無常患累所逼不能自主,因此沒有安樂性,只有痛苦性。在佛家看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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