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文學院要出一套「教授文庫」，我將先後發表在《文藝研究》《文學評論》《中華文史論叢》《讀書》《圖書情報知識》《中國韻文學刊》《中國文學研究》和我校《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等刊物上的文章匯攏在一起，那些已經收入專著中的文章基本不選，那些文化隨筆、社會評論和翻譯文章一概不選，只選那些至今看上去還不太丟人的「學術論文」，其中最長的一篇達四萬多字，最短的文章也有八九千字。感謝我所在的文學院和我校出版社，讓這些專著以外的單篇文章有了「大團圓」的機會。
正如書名所標示的那樣，本選集中二十多篇文章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文獻考辨和文學闡釋。研究生畢業回到母校華中師範大學後，我讀書、教書和寫書，基本是圍繞這兩個方面打轉。
一
我曾在《張舜徽學術論著闡釋》編後記中說：「讀碩士研究生時我的專業方向雖是唐宋文學，導師曹慕樊先生在入學伊始最先給我們開的課卻是文獻學（又稱目錄學或校讎學），當時是用他自編的油印教材，即後來由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目錄學綱要》。從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講到紀昀等的《四庫全書總目》及《提要》，從版本、校勘講到辨偽與輯佚，先生言之侃侃，而我聽之昏昏。那時既覺得它毫無用處，又對它毫無興趣，儘管先生講得十分精彩，我自己仍然所得無多。後來才知道，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學師從劉國鈞先生受文獻學，這種學術淵源決定了他對文獻學的重視；也是後來才懂得，文獻學是『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先生一開始就給我們講文獻學，是要將我們領進學術的大門，而且是要讓我們『入門須正』，可惜我辜負了先生的一片苦心。」
自己從事教學工作以後，才更深地體會到文獻學的重要性，研究古代文學如果沒有紮實的文獻根基，闡釋可能就會「凌空蹈虛」，議論可能就是「自言自語」。不過，我寫文獻學論文是自己招博士生以後的事情，當時準備要給博士生開文獻學課程。原先我打算像曹老師那樣寫成概論性的教案，閱讀了大量文獻學典籍後，我發現我國古典文獻學著作，其實是一種別具一格的學術史，也就是章學誠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同時無論是國家館藏目錄或史志目錄，還是私家目錄或專科目錄，其實又都是一種獨特的知識論著作，它們都在圖書分類中凸顯了知識分類和學術分類，這就是鄭樵所謂「類例既分，學術自明」。因此，我試圖將古代的文獻學與古人的學術路數結合起來，並從古代典籍的分類來探討古代知識系統的建構。這些文章發表後，沒想到「無心插柳柳成蔭」， 意外獲得學界專家和朋友們的好評。《別忘了祖傳秘方——讀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清人筆記條辨〉》，寄給北京的《讀書》後，很快就收到雜誌主編的錄用通知，主編在電郵中對拙文讚賞有加，這篇文章也許是《讀書》發表的最長文章之一。人民文學出版社素未謀面的葛雲波先生，讀到拙文後特地給我來信說：「今見先生妙文，發微梁、錢、張之殊途，張皇舜徽先生之學術地位，鼓吹傳統治學方法，皆中肯之言，發人深省。先生高識，吾輩服膺，故略草數言以致敬意。」我校文學研究所所長張三夕兄，還因此文主持過一次張舜徽先生學術個性的討論會。文學院博士生導師孫文憲老師，也因此文在他們文藝理論教研室開過小組討論會，孫老師不同意我文中的觀點，我到場進行了交流和答辯。正是這些熱情的鼓勵，正是這些善意的批評，給了我客串文獻學的勇氣，我陸陸續續地寫了《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通志二十略》《國史經籍志》《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方面的文章，並與我校圖書情報專業的教授共同申請到了教育部一個重點課題，除共同完成課題的專著外，我自己也將寫一本文獻學專著。本選集中已經發表的部分論文，是我學習文獻學的一得之見，未發表的版本考證文章這次沒有收入選集。
二
我讀研究生和剛參加工作的時候，正趕上了中國學術界的「方法熱」。西方「歷時性」的學術進程，在中國「共時性」地全面鋪開，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形式主義、精神分析、符號學、解釋學、傳播學、接受美學、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一個新流派還沒有混到眼熟，另一個新流派就擠到前排；一種新方法還沒有學會，另一種新方法就取而代之。學者們在這些新學派、新方法、新概念面前目迷五色，論文幾乎就是新概念的堆砌和轟炸。我和很多青年學者一樣早先也是新方法的「趕潮人」，很快便發現一味「窮力追新」容易讓人心浮氣躁。思想敏銳卻失之空泛，觀點新穎但疏於論證，是那時大多數論著論、文的共同特點。我讀本科時去旁聽過劉綱紀先生講美學，很快又讀到李澤厚先生的《美的歷程》《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現在的研究生很難想像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李澤厚在學界的巨大影響，很難想像青年學子對他崇拜到什麼程度，套用梁武帝的話來說，幾乎是「三日不讀李澤厚便覺口臭」。由於李澤厚稱自己的學術是從康德入手的，我又糊裡糊塗地找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來讀，讀不懂便找我校老校長韋卓民先生翻譯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康德哲學講解》學習，老實說我至今對康德的理解仍未達到「一知半解」的水平。接下來便讀朱光潛先生翻譯的黑格爾《美學》，這時候我明白必須向哲學專業的朋友請教。行家告訴我說，要想讀懂黑格爾《美學》，先得進入黑格爾的哲學框架；要進入黑格爾的哲學框架，最好的鑰匙便是他的《小邏輯》。起初讀《小邏輯》像讀天書，朋友又推薦我讀張世英先生的《論黑格爾的邏輯學》和《黑格爾〈小邏輯〉繹注》，前者是對黑格爾邏輯學的綜論，後者是對《小邏輯》一節一節的注釋和闡釋，這兩本書真幫了我的大忙。讀完了這幾本後再讀黑格爾的《美學》就明白多了。朱光潛先生的譯文清通暢達，很多段落譯得雅潔可誦，這使我嘗到了讀理論書的甜頭，而且我很快發現李澤厚的《美的歷程》與黑格爾的《美學》一脈相承，如李氏評宋元小品畫與黑格爾評荷蘭小品畫在思路上毫無二致。那時候對理論有極高的興趣，收入選集中的《論莊子「逍遙遊」的心靈歷程及其歸宿》一文，就有較濃的理論思辨色彩，我在文章中試圖闡述「逍遙遊」的本質特徵，並辯駁將「逍遙遊」比附成審美的流行觀點。
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可能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這本書才讓我明白什麼叫「論證」。我的一個年輕同事，在職攻讀張三夕兄博士期間，因要參加小組討論，曾找我借閱過這本著作，她發現這本書被我畫得密密麻麻，到處批寫得星星點點。不僅原著我反覆讀過了好幾遍，而且我翻閱了當時能夠找到的所有參考資料。相比于海德格爾對「此在」擘肌分理的嚴謹論析，很多著名思想家的論著、論文只能算一些「思想火花」。我被這位德國哲人的推理能力所折服，盡其所能學習海氏的論證技巧，盡其所能師其意而不師其詞，但我學到的可能連皮毛都算不上，如《存在與時間》論述此在的沉淪與澄明，我的拙著也以《澄明之境》名其書，足見僅獵得其詞句而未得其精髓，拙著中各章的論證仍然十分粗糙。
讀大學時喜歡背誦賈誼《過秦論》和韓愈《原毀》一類文章，讀研究生時看了章太炎的《國故論衡》才幡然醒悟，《過秦論》這種文章不過是以辭賦作論文，徒有排比波瀾和雄詞壯彩，「千言之論，略其意不過百名」（章太炎《論式》）。晚周以後最善持論的作家首推王弼、嵇康，而嵇文尤能「體物研幾，衡銖剖粒」（錢鍾書《管錐編》）。《玄學的興盛與論說文的繁榮——正始論說文的文化學闡釋》，便是自己學習魏晉文的一點心得體會。
我最感興趣的是六朝文學，最喜歡讀的文學體裁是詩歌，因此，選集中分析六朝詩人詩作的論文比例較大。研究老子的專著，闡釋莊子的論文，都是我為了研究六朝文學做準備工作時的副產品。我一直想通過古典詩歌的論析，探究我國詩人情感體驗的方式和生命境界的特徵。十幾年前我在《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後記中說：「古代文學研究的真正突破應當表現為：對偉大的作家、偉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學現象、著名的文學流派和社團，提供了比過去更全面的認識，更深刻的理解，並作出了更周詳的闡釋，更縝密的論述。從偉大的作家身上不僅能見出我們民族文學藝術的承傳，而且還可看到我們民族審美趣味的新變；他們不僅創造了永恆的藝術典範，而且表現了某一歷史時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體現了我們民族在那一歷史時期對生命體驗的深度。」這一看法我至今還沒有多大變化。我將在這條路上一直走下去，等我完成了一個重大項目的子課題——「中國古典詩學中的語言批評」後，我還會回來闡述中國古代詩人的情感體驗與生命境界。
選集中還收錄了兩三篇研究現當代學者和詩人的文章。研究聞一多是由於當時我們教研室承擔了一個教育部的課題，我分寫這位現代學者和詩人，我想寫出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