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詩壇雖被歷代學者反覆耕耘，但聚光燈常照在那些大詩人和名詩人身上，有些詩人至今仍被冷落在「燈火闌珊處」，有些史實仍沉沒在歷史的深淵中，似乎「世間原未有斯人」。這也許顯示了歷史的公證，誰給民族和人類的貢獻越多、越大，誰的英名就傳得越久越遠；同時這也許顯示了人類的精明，不傳誦那些名人名作，難道還要去死記三流乃至末流的詩人、詩篇嗎？對於普通讀者來說，用有限的時間來欣賞名人名作無疑是最經濟的選擇，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只把眼光盯著幾棵孤零零的參天大樹，而無視周圍廣袤的森林，我們就無法了解那個時代的創作生態，無法認識那個時代的精神氛圍，自然也就無法知道參天大樹的生長環境，更無法深刻理解和鑒賞大樹本身。因為任何詩人都不會是「冰山上的來客」，他們都屬於各自時代整體的一部分，在李白和杜甫身旁圍繞著一個龐大的詩人群體，他們有著相近的人生理想，相近的情趣愛好，相近的審美體驗，還有著相近的語言習慣，相近的詩歌筆法，只有熟悉了這個詩人群體，我們才會對李白和杜甫有「同情之理解」，才深深懂得李杜「原來如此」。
在群星燦爛的唐詩星空上，該著所考論的「三包」父子——包融與其二子包何、包佶，自然算不上光彩奪目的明星，但也不是可有可無的無名之輩。包融早在神龍中便「揚名於上京」，初盛唐之際與張若虛、賀知章、張旭並稱「吳中四士」。包何、包佶兄弟同樣詩名早著，史稱「縱聲雅道，齊名當時」。可惜，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成就，與今天對他們的重視和研究毫不相稱。作者在該書的緒論中說，「從生平考辨來看，除包佶生平經由蔣寅、張強等學者的考證梳理而略為清晰之外，包融、包何的生平尚未得到全面細緻的梳理考證。自著作整理而言，除包融詩歌被收入王啟興、張虹所撰《賀知章、包融、張旭、張若虛詩注》外，包何、包佶的詩文尚未得到系統的整理」。眼前這部《唐代「三包」考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種學術遺憾。該著首次對包融和包何的生平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梳理考證，探討了「三包」家世源流，繪製了「丹陽包氏家族世系表」，總結出丹陽包氏家學、家風的特點，並對「三包」交遊狀況做了詳細分類考證，還首次對「三包」詩文進行了全面搜輯、考辨、編年、校對和注釋，並編成《「三包」詩文編年校注》。
該著是作者碩士論文的修訂本，我有幸參與了全文的選題、寫作和修改過程，一個碩士生能拿出這樣的研究成果大出我的意料。由於是自己指導的學位論文，我對它說好說壞都不太合適，評價高了有點像王婆賣瓜，評價低了又屬違心之言，好在該著的學術價值自有學界公論。作為一名在讀博士生，劉卓第一部專著的確「出手不凡」。通過這本碩士學位論文的寫作，作者受到了良好的學術訓練，考辨、闡釋、輯佚、辨偽、編年、校注，古代文學研究的「十八般武藝」他都操練了一遍。該著表現了作者良好的學術敏感、敏銳的問題意識、紮實的文獻功底及細膩的審美感受。記得當年我跟著曹慕樊師讀碩士時，曹師讓我給晚唐詩人唐彥謙編年譜，給他的詩歌編年校注，我弄出來的東西真羞於見人，看看劉卓這部即將付梓的幾十萬字專著，我實實在在地感到「後生可畏」。
劉卓的古詩和新詩都寫得像模像樣，儘管我不相信朱熹所謂「作文害道」，但認可顧炎武的「作詩費時」，幾次告誡他切莫過多寫詩，可他總也禁不住技癢。他的師兄趙目珍就是前車之鑒，趙目珍不僅富於學術才華，而且學術研究又完全上路，博士論文獲得校外盲審專家和答辯委員一致好評，我們學科和文學院老師都看好他的學術前程。哪知博士畢業去深圳後他便放棄了古代文學研究，有滋有味地當起了新詩人和新詩評論家，大寫那些我讀得雲里霧裡的新詩，唉！
劉卓聰明而又勤奮，假如聰明人肯下笨功夫，還怕做不出好的學術成績嗎？更何況他已經有了很好的學術開端，人們常說「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這裡我想套用韓愈的話說：劉卓勉乎哉！
樂為序。
2017年2月27日
劍橋銘邸楓雅居
《唐代「三包」考辨》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