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先生今天告別了多災多難的人世，帶走了海峽對岸的「鄉愁」，我和許多讀者一樣十分悲傷。十幾年前兩次與余先生一起開會，虛心向先生請益，小叩輒聞大鳴，傾心與先生交談，閑話也不無深意。正古人所謂「即之也溫，仰之彌高」。
十幾年前，我曾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了論文《從「中國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中國化」——論余光中詩歌與詩學的嬗變》，後發表在《華中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曾獲余光中先生「深得我心」的謬讚。先生言猶在耳，先生人卻歸天！感謝《爾雅國學報》公眾微信號推送舊作，特借微信群轉發拙作敬表哀衷。
余先生的詩歌早已傳遍神州，幾乎「凡有井水飲處皆能歌《鄉愁》」。余先生的散文同樣讓人擊節稱嘆，《我的四個假想敵》輕鬆詼諧中見深厚慈祥。不論敘事、抒情還是議論，余先生文章都富於韻味與詩意——他骨子裡終歸是個詩人。
余先生的詩文已獲該得的盛譽，余先生的譯作仍無應有的身價，其實先生身後在翻譯史上的地位絕不會比文學史上的地位低。先生翻譯的四部王爾德喜劇無一不是精品，他自述這些翻譯是與王爾德「摔跤」——作者入聖，譯者稱神。如名著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大陸都將其名直譯為《認真的重要性》，這一標題看起來不像喜劇而是論文，余光中先生則意譯為《不可兒戲》。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只要將兩譯稍作比較，就是文盲也立馬能分出高低。
余先生的詩品同聲叫好，余先生的人品則多有異詞。他一生可訾者有二：一是思想立場上比較右傾，一是強烈排斥台灣「鄉土文學」。
因為身在反共宣傳狂熱的台灣，到晚年才能回大陸看到海峽這邊的進步，所以過去的政治立場保守，這一點無須為尊者諱。
至於反台灣「鄉土文學」則出於愛國熱忱，我曾在同行微信後留言說——
余光中先生愛國也出自肺腑，對台灣所謂「鄉土文學」極為反感，對台灣左派十分蔑視。這些舉措肯定會有偏見和誤傷，也難免羼雜些個人的是非意氣。但現在台灣民進黨都是當年的左派，現在台灣獨派多為當年鄉土派的後裔卻是不爭的事實。「鄉土文學」反對中國大陸文化與文學的橫向移植，餘風所及連中小學教材也盡量不選大陸的作品，今日台灣中小學教材中現當代部分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鄉土文學」，完全可以說已是「鄉土文學」的天下，基本割斷了與大陸的文化臍帶——這一切都證明了余光中先生當年的敏銳、卓識與遠見。台灣中小學課本，台灣的文化生態，或為我親眼所見，或為我親身所感。台灣獨派罵余光中「情在理中」，大陸學人跟著罵余光中則實出意外。
已經成為「歷史」的余光中先生，大概再也聽不到人世的讚美、恭維、批評、詆毀，即使在陰曹地府能聽到這些毀譽，大概也能做到「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吧？
有道是：「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余先生走好！
2017年12月14日晚
劍橋銘邸楓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