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辨學術流派發展與變異的同時，《通釋》還非常注重闡釋各家各派的承傳與斷裂，各種知識的興盛與消亡，並揭示學術和知識產生、承傳、斷裂、消亡的深層原因。
隨著歷史的發展與形勢的變化，有些當年的「顯學」成為「絕學」，如墨家由社會上從者如流到人們覺得「儉而難遵」 ，墨家在墨子之後便無其傳者；有些知識技術從公開轉入地下，如《漢志·方技略》「房中」類中所載的大量有關房中術典籍，到後世文人就羞於寫這方面的東西；有些一時如日中天的學派隨著改朝換代就偃旗息鼓，如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到漢後失去了存在的空間。中國的知識界由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變為漢武帝後的一家獨唱。
到底有哪些知識成了絕響？有哪些技術轉入地下？《通釋》在一定程度上還原了當時知識界的繁榮局面，勾勒了過去學術知識的歷史輪廓。
《漢志·方技略》「房中」類中載有研究「房中術」的著作有《容成陰道》《務成子陰道》《堯舜陰道》《黃帝三王養陽方》等八家共一百八十六卷之多，某某「陰道」明顯是講男女性交的方法和技巧，《黃帝三王養陽方》一看書名就知道該書討論的內容大致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壯陽術」。王朝欽定的正史中居然收錄了這麼多有關性交、壯陽和男女生殖器的書籍，《漢志》「房中」類小序中更說「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雖然學者通常認為《漢志》的總序和小序主要節略向、歆父子《七略》的舊文，因而主要代表了向、歆父子的觀點，但這些總序和小序即使不被班固修改潤色，它們所表述的觀點至少也為班固所首肯。劉、班都是兩漢方正博學的大儒，他們坦然地宣稱性交是男女性情的極致，是人類至道的頂點，這對於後世那些一本正經的經學家和理學家來說是不可想像的，他們聽到男女交歡都會掩耳而逃。《通釋》的敘錄闡述了古人對性的態度和在後世的變化：「古人於男女陰陽交合之事，非但不諱言，且用以教人。《白虎通義》有云：『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渫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據此，可知古人易子而教殆由於此。斯說雖不見於他書，要必有所受矣。古人施教，必舉陰陽夫婦變化之事諄諄言之者，蓋以其間有關衛生養身之術，不可不於未成年時詳說之，猶今日學校為青少年講授生理衛生課，無他意也。」 《通釋》敏銳地指出古人並不「諱言」性，因為性在古人眼中是一種自然的生理需求，而且交歡是男女性情快樂的極致，可在後世的士人眼中，性成了一種醜惡的獸性發泄，一切與生殖無關而只求快感的性行為都在譴責之列，於是，坦坦蕩蕩的性就變為遮遮掩掩的性，「性愛藝術」就變成了性慾穢行。有頭有臉的正人君子再也不會寫什麼「房中術」著作了，已有的此類著作或者轉入地下秘密流行，或者逐漸歸於消亡。儒家思想越到後世越固陋褊狹，在以這種思想作為主導話語的社會裡，性就主要不是一種生理行為，它首先是一種關涉個人倫理和社會規則的知識形態——怎樣的性行為才符合社會道德？與什麼人發生性關係才能為社會所接受？性行為具有什麼目的才符合社會期待？以快感為指向的性行為，即使不是萬惡之源，也肯定要被千夫所指。性在漢以前還只是單純的生理需求，社會上還沒有什麼性禁忌和性壓抑，所以人們的性行為自然就「樂而有節」，在性變成一種羞羞答答的醜行後，性壓抑和性禁忌也隨之出現了，有性壓抑自然也就會出現性放縱，就像飢腸轆轆的人一看見食物就容易貪食過飽一樣。《通釋》指出古代易子而教是由於青少年教育離不開性教育，父子相教當涉及男女性生活時多有不便（順便說一下，《孟子》對易子而教提出了另一種說法），可知性教育是古代青少年教育重要的一環，也說明古代對性的態度比後人反而更加開明。即使在如此開放的今天，青少年的性教育對我們父母來說仍是難題，在孩子面前談性還是半遮半掩。我國自漢至今近兩千年歷史時期，性話語在主流話語中沉默失聲，性行為在上流社會裡則趨於放縱。
《漢志》的《諸子略》中有「陰陽家」類，《隋書·經籍志》的「子部」就不再有陰陽家了，不僅作為學派的陰陽家消亡，連《漢志》「陰陽家」類中所錄典籍也「皆亡佚無存」 。陰陽家在春秋戰國時期可是威風八面。《漢志》「陰陽家」類列有「《鄒子》四十九篇」，並註明作者「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通釋》對此書的解題說：「鄒衍始見《燕策》。亦或作騶。《史記·孟子傳》稱『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 陰陽家和儒家代表人物在各自生前死後的命運恰好相反：陰陽家鄒衍生前在諸侯之間備受禮敬，死後整個學派卻及身而亡；儒家孔孟生前「如喪家之犬」，死後則享盡尊榮，前者封為「萬世師表」，後者被尊為「亞聖」。鄒衍為什麼在戰國亂世能顯於諸侯呢？《通釋》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的敘錄中回答了這個問題：「按：《史記·封禪書》云：『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又云：『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五德終始也就是五行相次相轉，《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說：「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通釋》的結論是：「蓋其學主於陰陽五行，以五行生剋，為帝王嬗代之應，故時君世主多信從之。」 如此風光的學派怎麼到秦帝國統一天下後就消亡了呢？陰陽家的特點是借天道以明人事，觀天象以預吉凶，讓人們敬天而順時。「至於人之行事，有禁有宜，必擇時日而後可動，此乃後世陰陽家附會五行生剋之理，私定吉凶，以欺世惑民者，所宜杜絕而盡廢之。」 不僅古代常有「天意從來高難問」的感嘆，就是以現代科學水平也難以了解「天意」，春秋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通過天象以觀「天意」，再通過「天意」以預人事，其結果多半是憑個人好惡「私定吉凶」，既使老百姓動輒得咎，也使統治者「牽于禁忌」，使官民都「舍人事而任鬼神」，最後在官、民二方都不討好。不過，陰陽家作為學派雖然廢絕，但陰陽五行的知識傳統卻從沒有中斷。一方面，它被整合進此後各個朝代的主流文化，如漢代董仲舒的儒學就雜以陰陽五行之說，還有他那「天人感應」說中也糅進了陰陽家以天意論人事的思路；另一方面，在亞文化中陰陽五行更為盛行，甚至它已經成為我國古人日用而不知的思維方式。《漢志》「陰陽家」類收錄「於長《天下忠臣》九篇」，章學誠認為此書應附於《六藝略》的《春秋》類：「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為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通釋》對該書的解題則說：「古之所謂忠臣，多見於諫諍；諫諍之言，多發於奏議。今觀漢世大臣所上疏奏，率舉陰陽災變以警戒其上，引天道以切人事，如董仲舒、匡衡之所為皆是也。……其中言論，涉及陰陽五行，故列之於陰陽家耳。」 由此可知，作為學派陰陽家在漢世已不存在，但「陰陽五行之說」仍然十分流行，「凡言國政興革者，皆附會焉」 。
劉向稱春秋戰國時的名家常「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 ，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不少著名的邏輯命題，如「離堅白」「狗非犬」「孤駒未嘗有母」「白馬非馬」等，表現了我們先人傑出的思辨智慧。公孫龍子、惠施都以辯才無礙聞名當世。莊子雖曾批評辯者「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但當惠施逝世後他又嘆惋說「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這段話表現了莊子的自負，也表明了莊子對惠施的推崇，舉世好像只有惠施一人算得上他的辯論對手。《漢志》列「《公孫龍子》十四篇」，今僅存六篇；《莊子·天下篇》說「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可知惠施當時著述十分豐富，到漢代基本上散佚殆盡，《漢志》僅錄「《惠施》一篇」，現在連這一篇也亡佚無存。《通釋》稱「惠施在當時乃好辯善說之人，實名家巨子」，他的著作現在蕩然無存，是我國邏輯和理論界的巨大損失。看來，名家的命運比陰陽家還要慘，陰陽家作為一個學派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該學派以天意明人事的思路與技巧，有時讓統治者的行動有了許多禁忌和拘束，有時又讓統治者的行為顯得正當合理，因為只有陰陽家才是「天意」的解讀人，他們事實上也就是「天意」的傳達者，對諸侯統治的臧否、對其政策的可否、對其行為的毀譽，都使陰陽家有上下其意「私定吉凶」的空間，所以當時各國的諸侯對他們無不敬畏有加，或「側行襒席」，或「擁彗先驅」，或「請列弟子之座」，或「身親往師之」。名家可從沒有過這樣的幸運，由於名辯家的興趣與重心所在不是「辯」的內容，而是「辯」本身的技巧和形式，他們所探討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