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類例」中的「類」主要是指典籍所屬的知識或學科類型，「例」是指典籍分類的條例準則。與此相應，「類例」自然是要立類以明書，也就是要確立知識與典籍的分類準則和條例。他的《校讎略》便主要是對知識與典籍分類準則與條例的理論探討，而《藝文略》則是其「類例」理論的典籍分類實踐。
圖書分類的前提是要明簿錄體例，要準確判明典籍所屬的知識與學科特質，還要確立分類的統一標準，這對編目的文獻學家提出了極高的學術要求。要對某學科的性質、某知識類型的特徵瞭然於心，只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者或該領域的專家才能做到，所以鄭樵以「司馬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秘書監，令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學校之官」為例，特別主張「校書之任不可不專」 。他認為最理想的編目是「出於一人之手」以「成於一家之學」 ，如向、歆父子的《別錄》《七略》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或者由某一學科專家來給某學科的典籍校讎和編目，如《漢書·藝文志》中「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其次則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唐人編撰的《隋書·經籍志》雖成於眾手，「亦皆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因而《漢書·藝文志》中的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頗有「條理」，「而《隋志》尤詳明」。為此鄭樵專門寫了《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 指出「胸中元無倫類」者「不明分類」，「無獨斷之學」者也「不明分類」，讓這些人來編書，其結果必然是書目歸類混亂，典籍「冗雜不明」。 他在《編次之訛論十五篇》中，列舉了大量典籍歸類的訛謬，如「月令，乃禮家之一類，以其書之多，故為專類。不知《四庫書目》如何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家，又見於月鑒。按此宜在歲時類」 。「月令」這類書本屬「禮家」，但由於後世月令這類書籍太多，文獻學家將它從禮家析出單獨列為一類。《四庫書目》的編者不了解「月令」這類書籍的知識與學科屬性，把該類書同時歸入禮類、兵家、農家、月鑒四類中，這是典型的「無獨斷之學」而導致「不明分類」的例子。鄭氏認為「月令」這類書籍當入「歲時類」，顯示了他獨到的學術眼光。他還批評了《崇文總目》歸類不當的現象：「歲時自一家書，如《歲時廣記》百十二卷，《崇文總目》不列於歲時而列於類書，何也？」
為了真正做到「以類明書」，鄭氏訂立了哪些圖書分類的重要條例呢？
第一，應「以書類人」而不能「以人類書」，也就是說要以書籍的知識類型分類，不應以作者的學派歸屬分類，因為「類例」的功能是要給圖書分類，不是要給學者分組或劃派，「以人類書」不僅不能「存專門之學」，還會造成圖書歸類的雜亂。「以書類人」上文有所論析，這裡不擬贅述。
第二，給圖書分類過程中，要以知識類型作為分類標準，「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 。譬如，屬於某一知識類型的典籍就要歸為一類，在編目和庋藏時統統都應集中在該類之中，如果散入兩類或多類編目、庋藏，就學術史而言，不便於「存專門之學」和溯學術之源；就書籍典藏而言，容易造成圖書的散失；就入庫借閱而言，也給讀者帶來諸多不便。古代書目常見一書而兩屬甚至多屬的現象，如「《唐志》於儀注類中有玉璽、國寶之書矣，而於傳記類中復出此二書。《四庫書目》既立命書類，而三命五命之書復入五行卜筮類」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三：一是編書目者「胸中元無倫類」，對某書的知識和學科屬性缺乏準確的判斷，如「遁甲，一種書耳，《四庫書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五行卜筮又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既立壬課類，則遁甲書當隸壬課類中」 。遁甲是古代的一種術數迷信，屬於五行卜筮或壬課一類，既已立了壬課一類就應歸於壬課類中，散入兵書類和命書類明顯是編目者分類失當。二是編目者的分類標準不統一，致使一書而二屬或多屬，如在《隋書·經籍志》中，「《嘉瑞記》《祥瑞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誡》《眾賢誡》，曹大家《女誡》《正順志》《娣姒訓》《女誡》《女訓》，凡數種書，既出儒類，又出總集」 。《嘉瑞記》《祥瑞記》二書入「雜傳」是「辨體」，入「五行」是「辨義」，時而以「體」分，時而以「義」別，是分類標準不統一造成了一書而二屬。三是有些書籍屬於多種知識的融合和不同學科的交叉，所以在分類時處於兩可之間，既可隸於甲，也可歸入乙，如 「唐《藝文志》與《崇文總目》既以外丹煅法為道家書矣，奈何《藝文》又於醫術中見《太清神丹經》、諸丹藥數條，《崇文》又於醫書中見《伏火丹砂》《通玄秘訣》數條？大抵爐火與服餌兩種，向來道家與醫家雜出，不獨《藝文》與《崇文》，雖《隋志》亦如此」 。古代煉丹和服餌既用來延年也用來治病，所以這兩種書可以歸於道家也可以隸於醫家。第一、二種一書多屬的原因在於編目者自身，或者由於「不明分類」，或者是由於自亂其例。第三種一書多屬是因為書本身內容上知識的交叉融匯，將該書隸於甲或隸於乙，既都於理有據，又都於義未全。這種情況下，還要謹守鄭氏「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而不可二屬和多屬的主張，在編目上就難免留下遺憾。後來章學誠想出了補救的辦法：「至理有互通、書有兩用者，未嘗不兼收並載，初不以重複為嫌；其於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檢而已。」 這就是文獻學中所謂「互著」。作為文獻學理論的奠基者，鄭樵偶有思慮未周是可以理解的，對「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這一分類方法，今天我們應繼承其合理部分，彌補其不周全之處，讓這一典籍分類方法日趨完善。
第三，分類過程中典籍編次要井然有序，在同一大類中要分出小類，在同一小類中再分出子目，即使不標出子目也必須或按內容或按時序分出次第，為此他寫下《編次有敘論二篇》闡述編目次序問題：「《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學者，雖不標別，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後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國語》可以渾而雜出。四家之學猶方圓冰炭也，不知《國語》之文可以同於《公》《穀》，《公》《穀》之義可以同於《左氏》者乎？」 圖書編次有序既便於考索學術源流，也便於讀者查閱。當然，鄭氏更多的是著眼於追溯學術源流：「《隋志》於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於《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於三禮，故為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而無所紊濫。今《唐志》與三禮雜出，可乎？」 《隋書·經籍志》中「禮類」雖沒有標出「喪服」子目，但在《周官禮》後是《儀禮》，《儀禮義疏》六卷後，便是「《喪服經傳》一卷（馬融注）、《喪服經傳》一卷（鄭玄注）」。《喪服》本為《儀禮》中的一篇，但《隋志》中《儀禮》義疏只有四部共四十卷，《喪服》義疏卻多達五十部二百一十三卷。《喪服》雖說是別子為宗而自成一類，《隋志》將它置於《儀禮》之後《大戴禮記》之前 ，一是表明《喪服》與《儀禮》的隸屬關係，二是可以考見禮類的「因革之宜」。
第四，他強調在給圖書分類編目時，一定要在書套上記下書名與卷數，要是不標上書名，時間一長該書就會與它書混淆，人們就將不知道世上尚有或曾有此書，久而久之這本書就可能亡佚。他在《編次失書論五篇》中指出：「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目》（應為《崇文總目》——引者注），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四庫書目》並無此等書，而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書也，何與於天文？」 《唐志》天文類中之所以只有星書而沒有風雲日月氣候之書，是因為給圖書分類編目的人沒有在書套上記下書名，人們誤以為這類書在唐朝全都亡佚，最後就可能真的導致這類書籍散佚。亡書者竟然是那些嗜書如命的文獻校讎家！說來誰會相信呢？鄭樵對此沉痛地感嘆道：「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除必須記名帙外，鄭樵同樣也十分重視記卷帙，他在《編次之訛論》中對編目不計卷帙和計卷帙不規範的現象提出了批評：「凡編書，每一類成，必計卷帙於其後。如何《唐志》於集史計卷而正史不計卷，實錄與詔令計卷而起居注不計卷？凡書計卷帙皆有空別，《唐志》無空別，多為抄寫所移。」 《唐志》中有些書計卷數有些書又不記卷數，別的圖書編目計卷帙都有「空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