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綜論百家之學自然離不開學術分類，最先給學術分類的大概是孔子，《論語·先進》記載他將弟子學業的專長明確分為四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這就是後世所謂「孔門四科」。當然這裡的「德行」和「政事」還很難隸屬於學術。第一次闡述天下學術的是《莊子·天下》，該文將「百家之學」分為七派：（一）鄒魯之士和搢紳先生；（二）墨翟、禽滑釐及「苦獲、己齒、鄧陵子」；（三）宋鈃、尹文；（四）彭蒙、田駢、慎到；（五）關尹、老聃；（六）莊周；（七）惠施、桓團、公孫龍。 莊子顯然是將學術思想傾向相同的思想家或學者歸為一類。稍後的荀子時而將百家學術分為六派：（一）它囂、魏牟；（二）陳仲、史鰌；（三）墨翟、宋鈃；（四）慎到、田駢；（五）惠施、鄧析；（六）子思、孟軻六派 ，時而將當時學術分為：（一）墨子；（二）宋子；（三）慎子；（四）申子；（五）惠子；（六）莊子 。荀子和莊子的分類方法都是把學術思想傾向相近的人歸為一派。分為七派的莊子也好，分為六派的荀子也罷，庄、荀等先秦學者都未曾對各派進行命名（除儒家一派以外），只是將傾向相近者歸為一類，以其中代表人物為標識。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代，不同學派之間固然常常相互討伐以凸顯自身的存在，相同學派之內也往往彼此爭論以控制該學派的「話語權」。針鋒相對的學派之間可能相互滲透，同一學派之內也許水火不容；惡語相加的學者實際上可能屬於同一學派，相安無事的學者也可能分屬不同陣營。這樣，給各個學人進行歸類相當困難，給各個學派進行命名更為不易。以人歸類要麼因各人分類的標準不同，要麼因各人見仁見智，有時把差異很大的人硬拉在一起，有時又把同一學派的人分為兩家，不僅容易造成人言人殊，而且同一個人也難得前後一致。如《莊子·天下》中把老子與莊子分為兩派，《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更將孟子和自己分為兩家，又如《荀子·非十二子》中墨翟、宋鈃隸屬一家，而《荀子·解蔽》中墨子與宋子又分成兩派，可見他們二人的分類多少有點隨意。要給每一個學派命名，就得深刻把握每一個學派的本質特點，分清各學派之間的聯繫與區別，同時還得具有巨大的抽象能力和歸納能力；要給一個學人歸類，就得了解一個學人的學術宗旨、學術取向、學術淵源及學術演變。沒有博洽多聞的學識，沒有融貫百家的識力，就斷然不可能給學人分類和給學派命名。要準確給學人分類，就必須給學派命名，否則學人就無類可歸。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元封年間第一次給學派命名，他在《論六家之要旨》中把先秦以來的學術分別命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並闡述六家的要旨，品評各家的得失。 不過司馬談並沒有櫽栝先秦以來所有的學術，只是論述了劉歆《七略》中《諸子略》的一部分，而且僅給諸子六家命名，並沒有給分屬各家的學人及其著作歸類。
綜論百家之學，部次天下之書，這一偉業是劉向、劉歆父子和班固幾代人共同完成的。班固在《漢書》中多次高度評價了劉向《別錄》和劉歆的《七略》學術史地位：「六學既登，遭世罔弘，群言紛亂，諸子相騰。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 最後兩句肯定了劉向在總結學術和部次圖書上開創性的意義。漢成帝時期，劉歆「與父向領校秘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哀帝即位初期「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班固還認為「《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 班固自己則在劉氏父子的基礎上「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 。鄭樵全不顧班固這種史家的誠實，反而認為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戶，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歷、藝文則躡劉氏之跡」。 班固家世碩儒、學有根底，《後漢書》本傳稱他「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所不窮」 。 《漢志》雖原本《七略》，但甄審、著錄和敘次的義例並不盡同於前者。當代歷史文獻學家張舜徽在《漢書藝文志釋例》中說：「觀其甄審群書，嚴於別擇去取，蓋視劉氏尤有進焉。」 班固在《漢書·敘傳》中交代自己編《藝文志》和撰《漢書》的宗旨時說：「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 由此可見班固抱負之宏偉。
可以說《漢志》是劉氏父子和班固的共同成果。《七略》「總百家之緒」，《漢志》也是「總百氏」之學，是對「九流百家之言」的一次全面學術總結。它不只是給諸子六家命名，而且是給「學林」「百氏」之學命名；也不只是給百家之學命名，而且還建構了古代知識的構架，整理了當時知識的秩序，並在此基礎上給「群書」分類，基本確立了我國古代兩千年來圖書分類的義例。
《漢志》共分六「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每略之下再分小類，如《諸子略》又分十家：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小說家；《數術略》又分為六小類：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不管是「種別」大類還是細分小類，都必須從「別異同」和 「核名實」開始，既要弄清各類之間的聯繫，更要了解各類之間的區別。如《數術略》中「天文」與「歷譜」、「蓍龜」與「雜占」之間異中有同，又如《諸子略》中「陰陽家」與《數術略》中「五行」之間相近而有別，在各類之間進行分合取捨是一件異乎尋常的學術難題。「五行」為什麼要別出「陰陽家」？「歷譜」何以不包括在「天文」內？首先要給每一學科進行命名，命名後才能對各科進行分類，當然命名的本身也就是在做分類，因為給各學科命名和分類都是對各學科「別異同」和「核名實」，對各學科的命名也就是對各學科的分類。準確的命名和分類除了要對每一學科的本質特點有深刻的理解外，還得對「百家之緒」有宏觀的把握，唯有通博鴻儒才能勝任這一工作。
對學科或學派命名和分類後，除個別情況外，就不會以人名派，也不會以人類書，不會再像《莊子·天下》將老子與莊子分為兩派，也不會像《荀子·非十二子》那樣讓孟子與荀子分屬兩家。老子與莊子小異而大同，所以他們在《漢志》中都隸屬於道家，孟子與荀子雖有不少分歧，但他們在《漢志》中都同屬儒家。《漢志》很少以人類書，主要是以書類人——以其學術思想的旨歸部次書籍和劃分流派。《漢志》所收錄的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捲圖書大體上各得其所。如果只讀《荀子·非十二子》也許會誤以為孟、荀如冰炭不可同器，其實正如班固在《漢志·諸子略》所說的那樣，他們二人同樣都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同樣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也就是說他們二人同為儒家宗師，雖然一主於尊德性，一主於道問學，實現「仁義」的路徑有所不同，而「留意仁義」的思想傾向則完全一致。《漢志》將《孟子》與《孫卿子》並列，體現了撰者的真知灼見。
作為學術成就的載體，書籍與學術密不可分，有其學必有其書，有其事必有其載，因而《漢志》在總括群書時，自然也就在總括群學。它通過對各科的命名、各書的分類及對各家、各科、各派的排序，建構了古代學術的基本構架，確立了古代知識的基本秩序。《漢志》六「略」的秩序首列《六藝略》以明尊經之旨，強調學術以六經為歸，而人倫以孔子為極；其次是《諸子略》，因諸子十家「雖有蔽短」，而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諸子略》小序）；再次是《詩賦略》，因詩、賦都源出於《詩經》，也可以說是經的「支流」；最後接下來依次是《兵書略》《數術略》和《方技略》。《隋書·經籍志》以後的四部分類法都把這三略併入子部，《漢志》為何將這三略別出《諸子略》呢？原因是《諸子略》旨在立言以明道，而《兵書》等三略只守法以傳藝，前者虛論其理而後者則實紀其跡，前者與後者義不同科，所以在《諸子略》外另列三略。四部分類法把《兵書》等三略劃入子部，與儒、道、墨、法混而為一，從「辨章學術」這一角度講是不知義例。
《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屬於思想情感世界，向人們展示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而《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則屬於知識世界，向人們提供當時人的知識範圍和學術背景。古人稱「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前三略屬於「道」的範疇，後三略屬於「器」的範疇。《漢志》六略的排列秩序無形中凸顯了漢人心目中知識的等級秩序。
《六藝略》這一大類中又細分九小類：《易經》《尚書》《詩經》《禮記》《樂經》《春秋》《論語》《孝經》和小學。名為「六藝」而實有九種，章學誠認為「官司典常為經，而師儒講習為傳」，「《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為群經之訓詁，《孝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