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體文是南北朝文壇上占統治地位的文體，這時的辭賦也完全駢體化了，所以這裡用「南北朝駢文」來統括這一歷史時期的文賦創作。
南朝散文雖然是魏晉散文的繼承和發展，但二者之間無論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風貌都大異其趣。劉宋以來魏晉閥閱世家的地位日漸下降，最高統治權落入出身寒門的新貴手中，各朝真正的統治基礎是伴隨著世族衰落而起的新貴。這一時期的散文主要是新貴思想情感和審美趣味的反映。清談餘風在南朝雖未消歇，但魏晉玄學中普遍關切的主題已不是社會注目的中心，因而南朝散文中表現的已不是個體的精神超越，也不是將自己提升到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它表現的是對現實的充分佔有和享受。從最高統治者到一般士人，都羨慕「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為匣」（徐陵《玉台新詠序》）的奢侈，更迷戀「妖童媛女」（蕭繹《採蓮賦》）的色相，連「風煙俱凈，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吳均《與宋元思書》）的山水迷戀，也是僅滿足於現實的感官享受和精神樂趣，缺乏「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所表現的對解脫世事的深沉追求。哪怕是憤世嫉俗之作，也很少表現出對現實的超越精神，而更多的是沒有分得一杯羹的牢騷怨恨。
儘管南朝駢文比魏晉更注重辭藻修飾，但卻缺乏魏晉文章那種高雅飄逸的氣派，它們的華麗顯得「訛而新」（《文心雕龍·通變》），有時甚至顯得非常艷俗刺眼，文中辭藻的華艷濃麗與思想情感的蒼白往往適成反比。當然，南朝文章也自有它藝術上的優點，它雖不那麼超塵絕俗，但它對日常生活美感的把握卻比前人更細膩，抹去了魏晉文中的貴族氣，它的文風更親切可人，給人的愉悅更易於領略和感受。這時的散文家通常都追求語言的富艷，「雹碎春紅，霜雕夏綠」（劉令嫻《祭夫徐悱文》），就是哀悼亡夫也忘不了塗脂抹粉，把祭文中的顏色塗抹得這般濃麗，可是，其中也有許多筆致輕倩靈動、風格流利自然之作，如「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江楓曉落，林葉初黃」（蕭綱《與蕭臨川書》），造語實在是秀美清麗之至。駢文在這個時期最為成熟也最為繁榮，作家隸事用典的技巧相比從前更加圓熟，常能夠做到活而能化；對偶比前代作家更加精密，不少優秀駢文既屬對工巧又流動自然，唐以後盛行的四六文在南朝已導其風，徐陵等作家的大量駢文喜歡以四六相間成文；音調比前代作品更加和諧，作家對平仄的運用更加自覺，增加了文章「八音協暢」（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的音樂美。當然把文章語言程式化、固定化，有時嚴重妨礙了作家思想情感的表達，也是造成南朝駢文矯揉造作的病根。
雖然「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但北朝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為南朝所同化。北魏前期沒有產生什麼出色的散文作品，甚至那時的公文也顯得質木乾枯。北朝中後期各朝代文人寫作散文都用駢體，文風也接近齊梁。北朝雖偶有統治者不滿綺麗的文風，如宇文泰命蘇綽仿《尚書》作《大誥》，希望以此矯趨尚而樹楷模，但沒有多少人對這種艱澀聱牙的文章感興趣。庾信、王褒等南朝著名作家一到長安，北朝文人就爭相仿效。當然北方重實用的傳統在散文創作中並沒有完全中斷，較之齊梁，說是「北學南而未至」也好（錢鍾書《管錐編》卷四），說是「北方文體固與南方文體不同」也罷（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北朝的駢文終歸顯得質樸清勁些。北朝作家中，只有庾信由於獨特的經歷，成為集南北之大成的駢文作家。
宋代產生了一批優秀的文賦作家，《文心雕龍·才略》篇說：「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何承天、傅亮、顏延之、謝靈運、鮑照、謝庄、謝惠連皆為一時之選，其中以鮑照的文章成就最高。
何承天（370—447）五歲喪父，幼承母訓，博通古今，尤精曆數，為時論所重，與傅亮同為朝廷大手筆。最能代表文風的是長篇議論文《安邊論》。當時北魏南侵，文帝咨群臣防邊之策，此文就是他向皇帝呈上的奏議。文中清晰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以及歷史上武力征伐與和親靖邊兩種策略的利弊得失，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個人的安邊之策。從中可以看出他遠不是只懂駢偶、隸事禮儀天文的儒生，而且還頗具政治家的頭腦和戰略家的眼光，該文用自然樸質的語言寫實實在在的內容，絕去對偶浮誇與用典藻飾。《達性論》和《報應問》二文都批駁因果報應，但不是通過抽象的哲學玄思，而是從現實中找出有理有據的事實加以反駁。自然、實在、質樸，他的文章從內容到形式都是如此。
與何承天一樣，傅亮也是一位御用文人，並且同樣博涉經史，長於文筆。他是宋代的開國元勛之一，也是宋武帝不豫時受詔的顧命大臣。他在晉宋易代之際風光無限，「晉宋禪受，成於傅季友，表策文誥，誦言滿堂」（《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傅光祿集》）。不過，他深知身居要津同時也就是身處險境，《感物賦》抒寫了自己的憂懼之心，《演慎論》闡明為人的誡慎之德，二文都表現了他在政治旋渦中如履薄冰的心境。傅亮被《文選》所收之文，全是他為劉裕寫的表章：《為宋公修張良廟教》《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其中《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寫於義熙十二年（416）劉裕收復晉朝舊都洛陽晉謁西晉皇帝陵寢時，為舊時章奏中的典範之作：
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途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鍾簴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
眼見舊都「墳塋幽淪，百年荒翳」，看到晉軍後「故老掩涕，三軍凄感」，此文「以深婉之思，寫悲涼之態」（許槤《六朝文絜箋注》），難怪它在時人和後人中一直享有盛譽了。
元嘉三大家中謝靈運文賦不逮其詩，傾心之作《山居賦》稍嫌冗滯，《詣闕自理表》語意顯豁急切，他文都無可稱述。顏延之對詩的貢獻遠不如謝，但文章的成就卻在謝之上。收於《文選》的《赭白馬賦》寫馬行之速，如「旦刷幽燕，晝秣荊越」，文思新巧，不落俗套，連李白、杜甫也從中受到啟發。《庭誥》類似嵇康的《家誡》，他自己為人偏激疏狂，卻告訴後代要「立長多術，晦明為懿」，要世故老練，外圓內方，外暗內明，言辭真摯懇切，但他本人就不能行其所知，怎麼可能保證子會遵其父命呢？《又釋何衡陽〈達性論〉》《重釋〈達性論〉》等文，可以見出作者善於持論的辯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和《陶徵士誄》是他的兩篇力作，前者傾力顯露文才，後者真切流露情感。
鮑照散文辭賦的成就不只宋代無人可及，清人甚至認為「明遠駢體高視六代」（許槤《六朝文絜箋注》）。他的賦多為狀物抒情小賦，《舞鶴賦》《野鵝賦》《傷逝賦》《觀漏賦》，嗟生傷時則情無不達，摹物寫景則景無不顯，如以「煙交霧凝，若無毛質」描寫鶴優美的舞姿（《舞鶴賦》），直探舞藝的最高境界——將體質融化在藝術造型中，此句不僅是描繪新切而已；「草忌霜而逼秋，人惡老而逼衰。誠衰耄之可忌，或甘願而志違」（《傷逝賦》），以淺切的語言寫出了人生的無奈。《河清頌》雖為歌功頌德的應酬之作，但以其語言的雍容典重和雅潔瑰麗為人所稱。《瓜步山楬文》由自然現象聯想到社會現象，發出「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的慨嘆，使全文立意高遠。
當然鮑照最為人稱道的是《蕪城賦》和《登大雷岸與妹書》。「蕪城」指荒蕪後的廣陵城。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三年竟陵王劉誕反叛，孝武帝平定叛亂後屠殺城中無辜百姓三千餘人，兵燹後的廣陵城殘破不堪。此賦沒有正面指斥昏君濫殺無辜，也沒有交代廣陵城被毀的始末，入手就將廣陵昔日的繁華與眼前的破敗進行對比，當年藉此「圖修世以休命」的統治者，無一不落得「委骨窮塵」的下場，這樣此賦就不限於揭露某次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給社會造成的破壞，而具有更廣闊的現實內容和歷史深度。無論是寫興盛還是寫凋殘，形象都鮮明竦動，感情既波瀾起伏，語言也遒勁有力，如賦的最後一段：「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沉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唇，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豈憶同輦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徑滅兮丘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收筆感慨淋漓，上下古今，俯仰蒼茫。《登大雷岸與妹書》當作於元嘉十六年，時作者為江州臨川王劉義慶的佐吏，在這篇給令暉妹的家書中，敘述了離家後旅途的勞頓、沿途所見的景物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種種複雜情感。文中的自然景色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