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時期年長一輩作家的文章還比較質樸，曹操的文風清峻通脫，孔融的文章氣勢很盛但不尚華麗，曹丕、曹植兄弟一變乃父古直之風，華靡之習便日益滋長，陳琳和阮瑀的章奏檄文喜歡徵引史事和點綴辭藻，不過建安文賦不管是質樸還是華麗，都鮮明地表現出了慷慨多氣的時代風格。
闡述魏晉文章得從曹操說起，這位漢魏政壇上的霸主也是「改造文章的祖師」（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東漢作家拘束於禮教，不可能在文章中充分展露自己的個性，摛文結藻又日趨典雅駢麗，所以明人張溥說「東漢詞章拘密」（《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地位，加之他那自負、強悍、狡詐而又率直的性格，只有他才可以在政壇上翻雲覆雨，招攬賢才時敢招不仁不孝之徒，打擊政敵時又可以不仁不孝治罪，也只有他才可以為文時「想說甚麼便說甚麼」，披露胸襟既無須遮藏掩飾，行文結句也不必雕琢對偶，他的文章縱意自如、了無窒礙，這便形成了魯迅先生所說那種「清峻通脫」的文風。「清」則不冗雜，「峻」則不平弱，「通脫」則無所拘忌。《讓縣自明本志令》是其代表作：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迕諸常侍。以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後征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慾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況燕後嗣乎！」胡亥之殺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重之任，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過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敘心腹者，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而嘆，有以自省也。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強，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
本文作於建安十五年十二月。赤壁之敗後新定的北方人心浮動，政敵乘機攻擊他有「不遜之志」，他為了反擊政敵和安定人心，發布了這一道「自明本志令」。令文敘述了自己大半生奮鬥的經歷，剖析了自己的心志，並從當時形勢說明自己行藏出處的原因。「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些話只有他敢說，也只有他能說，語言直率、坦蕩而又極有氣魄。
比起父親的雄才霸氣，曹丕顯得更近情、更儒雅，前人早就說子桓有「文士氣」，《三國志·文帝紀評》說「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劉勰也認為「魏文之才洋洋清綺」（《文心雕龍·才略》）。他的文賦和他的詩歌一樣鮮明地表現了他這一氣質個性，而且可能比他的詩歌取得了更高的藝術成就。他的散文中寫得最好的是自敘、書札、論文三類。
《典論·自敘》是他自述平生的代表作，他向人們述說自己的愛好與追求，講自己的騎馬之術，射箭之藝，講自己的彈棋之巧，學業之專：「會黃巾盛于海岳，山寇暴於並冀，乘勝轉攻，席捲而南，鄉邑望煙而奔，城郭睹塵而潰，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時年五歲，上以四方擾亂，教余學射，六歲而知射，又教余騎馬，八歲而知騎射矣。以時之多難，故每征，余常從。建安初，上南征荊州，至宛，張綉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從兄安民遇害。時余年十歲，乘馬得脫。夫文武之道，各隨時而用。生於中平之季，長於戎旅之間，是以少好弓馬，於今不衰。逐禽輒十里，馳射常百步，日多體健，心每不厭。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貢良弓，燕代獻名馬。時歲之暮春，句芒司節，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與族兄子丹獵於鄴西終日，手獲獐鹿九，雉兔三十……余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棋略盡其巧，少為之賦。昔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余是以少誦詩論，及長而備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至若智而能愚，勇而能怯，仁以接物，恕以及下，以付後之良史。」 張溥稱曹孟德「多材多藝」，又說曹丕的才藝「不減若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在曹丕這娓娓而談的敘述中有自負，有自信，但沒有狂傲，沒有矜誇，讀來如聽老朋友訴說從前的樂事和現在的心境，覺得親切隨便而又委婉動人。
讀他的書信更讓人覺得親切隨便，這是由於曹丕基本能做到仁以接物，恕以及下，誠以待友，他在與朋友、臣子書札往返時從不擺太子的架子或皇帝的尊嚴，如《又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己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慾，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息。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談對昔日快樂的留戀，談對「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的感傷，談對已入黃泉故人的思念，談自己「已成老翁」而功業未立的惶恐，向知己毫無保留地剖肝露膽，他的思想、情感、個性和顧慮都坦露無遺。
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子桓慮詳而力緩」，他不僅善於縱意抒寫自己細膩親切的情感，也長於作理性深刻的思辨，可惜他的學術專著《典論》已經亡佚，書中完整保留的論文只有《論文》一篇。該文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最早的文學專論，它探討了作家的精神氣質與作品風格的關係，提出了「文以氣為主」的命題；闡述了不同體裁應遵循的文體風格；闡明了文學批評的正確態度，批評了自古以來「文人相輕」的陋習；還重估了文學在社會和個人事業中的價值與作用：「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文中不少命題和論斷對後世的創作和批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不管是哪一種題材、哪一種體裁，曹丕文章的語言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在風格上都活潑生動，在形式上都駢散相間，因而他的文風委婉但不平弱，句式整飭而又氣韻流動。
曹植一生都希望自己能在政治上大展宏圖，「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