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匈奴、鮮卑等部落先後入主中原，文化中心隨著晉室南遷移到了長江流域，原來文化中心的黃河流域成了烽煙不斷的戰場，長期的戰亂使漢魏故地深厚的文化積累破壞殆盡，飄蕩在大漠荒野的只有那些鼓角橫吹的歌聲。歷史上所說的「南北朝」始於宋武帝代晉建宋（420），終於隋文帝楊堅平陳統一全國（589）。「北朝」包括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北魏統治者鮮卑拓跋氏先世久居塞北，直到道武帝統一北魏前還處在游牧狀態，由於久「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北史·魏本紀》一）。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北魏的文學創作才進入一個新階段，《北史·文苑傳序》說：「及太和在運，銳情文學，固以頡頏漢徹，跨躡曹丕，氣韻高遠，艷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律調頗殊，曲度遂改。」 「頡頏漢徹，跨躡曹丕」自是溢美之詞，但也只有這時才真正有值得稱述的「北朝文學」，其中北朝詩歌的情況當然也是如此。
北朝文學由於歷史、社會和地理的原因，呈現出與南方文學某些不同的特色，《隋書·文學傳序》曾比較過南北文學的不同風格：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
這則評論常常被引用以證南北文風的差異。其實，這種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論並不準確，江左「貴於清綺」倒不錯，河朔「詞義貞剛」則未必。除北朝自發的民歌外，文人自覺的文學創作「詞義貞剛」還不明顯，有些修辭較為質樸的作品並不是「北朝文人舍文尚質」，像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所說那樣，而是北朝作家希望「清綺」卻不能，多半是「北學南而未至」的結果，其差別只在「五十步之於百步」，「蓋南北朝文同風合流，北士自覺與南人相形見絀，不恥降心取下，循轍追蹤，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別出」（錢鍾書《管錐編》卷四）。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載：「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為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宴，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北朝著名詩人彼此攻擊對方剽竊南朝作家的作品，至少說明了南朝作家在北朝人心目中的地位，北朝詩人都以南朝同行為模仿的典範。這種同化過程開始於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北史·柳慶傳》載：「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當然整個南北朝文學的影響是相互的，一方面，北朝詩歌的發展過程，是受南朝影響越來越深的過程，是北朝詩風不斷為南朝所同化的過程；另一方面，隨著南朝詩人的北遷或滯留北方，他們的詩歌創作也受到北朝人文、地理的深刻影響，又出現了南北詩風融合的現象，從北朝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文風的「南化」現象，庾信後期的文學創作更是南北詩風融合的產物。
十六國和北魏初期沒有留下像樣的文學作品，到北魏中後期才產生了像溫子升（495—547）這樣較著名的作家，北齊時又有邢邵和魏收，他們三人被後世合稱為「北地三才」。溫子升自稱祖籍太原，晉大將軍溫嶠的後裔，他本人生長於濟陰冤句（今山東菏澤西南）。歷仕北魏、東魏，官至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子升有很濃的政治興趣，也有一定的政治智慧，為人「不妄毀譽而內深險」 （《魏書·溫子升傳》），多次參與北齊的政治陰謀，最後因事敗露下獄而死。《魏書》說他的詩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雖然是北方人的「磽确自雄」（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但說明他文學成就在北朝享重名，不失為土著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現存的詩歌僅十一首，有些詩篇明顯有借鑒或模仿南朝詩歌的痕迹，如《從駕幸金墉城詩》「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與齊梁詩風毫無二致。倒是少數短詩仍表現了窮塞那股粗獷、倜儻與豪放之氣：
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
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
——《白鼻騧》
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
但事弦歌樂，誰道山川遠。
——《涼州樂歌二首》之二
前詩通過縱馬放蕩的行為表現狂放豪爽的少年意氣，後首則直抒遠行征戍的豪邁情懷，儘管其情稍失粗豪，其語也略嫌粗糙，但二詩都能以簡勁之語寫高亢之情，不失北朝詩歌那種雄豪的本色。他的《搗衣詩》雖廣為人們傳誦，可詩情、詩意、詩境和詩語都不脫南朝詩歌的痕迹：
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北齊作家邢邵（496—？）與溫子升齊名，《北齊》本傳稱其「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升為文士之冠，世論謂之『溫邢』」。邢邵，河間（今河北任丘）人。北魏明帝初除奉朝請，遷著作郎，累遷中書侍郎，入北齊歷任驃騎將軍、太常卿兼中監，加特進。他早年即以文學才能傾動京師。他之所以將沈約作為自己取法的典範，是因為他認為「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引自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沈約本人同樣也強調文章的「三易」：事易見，字易識，音易誦。在審美趣味上他的確與沈約十分「投緣」，他也主張儘可能少用典故，尤其是少用僻典，詩文語言應儘可能平易自然。當然他並非對沈約亦步亦趨，認為詩文的風格應因人、因時、因地而變化，他在《蕭仁祖集序》中說：「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制本應相詭。」文學不僅因時代而「情賞」不同，也會因地域而「意制」有別。可惜在他現存的八首詩中大多是南朝詩歌的仿製品，像他的《思公子》一詩就酷肖謝朓的小詩：「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其中唯有《冬日傷志篇》算是「情賞」和「意制」都別具個性的詩篇：
昔日墮游士，任性少矜裁。
朝驅瑪瑙勒，夕銜熊耳杯。
折花步淇水，撫瑟望叢台。
繁華夙昔改，衰病一時來。
重以三冬月，愁雲聚復開。
天高日色淺，林勁鳥聲哀。
終風激檐宇，余雪滿條枚。
遨遊昔宛洛，踟躕今草萊。
時事方去矣，撫己獨傷懷。
蹉跎的歲月既不可挽回，昔日的雄心更不能實現，此詩抒寫了光陰虛度而壯志成空的沉哀劇痛，在當時南朝的詩歌中難得聽到這種蒼涼的音調，也很少見到這種剛勁的筆力，更難體驗到這種沉鬱的心境，此詩倒是讓我們稍稍領略到了一點「河朔詞義貞剛」的特色。
邢邵又與稍晚的北齊作家魏收並稱「邢魏」。魏收（506—572），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州市西）人，仕北魏歷任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兼修國史，入北齊任中書令兼著作郎，奉詔撰《魏書》一百三十卷，累遷尚書右僕射。魏收創作以任昉為楷模，創作的主要成就在文而不在詩，「尺書征建業，折簡召長安」這兩句豪語雖被北魏人稱為「國之光采」（《北齊書·魏收傳》），但他其他詩篇基本都是南朝模製品，如《挾琴歌》：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箸下成行。
從詩情、詩格到詩語都大似齊梁詩風，所見不出小苑曲房，所感不過春風百花，所樂也只是紅妝佳人，似乎西北莽莽高原和蒼蒼紫塞都未曾進入他的視野，自然也未曾引發他的詩興。
溫子升、邢邵和魏收屬北朝詩人中的「土著」，而庾信、王褒則是北朝詩人中的「移民」。南北詩風的融合在「土著」詩人那裡表現為對南朝詩歌的傾心模仿，在北朝「移民」詩人那裡表現為塞北自然環境、社會氛圍及民俗風情對他們詩情詩境和詩風的深刻影響。庾信的詩文便是南北融合的結晶。這位早年的「南朝才子」，晚年的「北地羈臣」，他特有的才華與閱歷使他能集南北之長，因而也只有他的成就可「窮南北之勝」（倪璠《注釋庾集題辭》）。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屬河南）人。正值梁「五十年中江表無事」（《哀江南賦》）之際，其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書記，東海徐摛為右衛率，摛子徐陵和庾信並為東宮抄撰學士。庾家父子與徐家父子一同出入禁闥，詩風又都香艷綺麗，所以人們將他們的文學風格並稱為「徐庾體」。侯景作亂台城陷落後，庾信逃往江陵，後奉梁元帝蕭繹之命出使西魏，在長安期間正值西魏滅梁，被迫滯留北方。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義城縣侯，人稱「庾開府」。
他的文學創作以四十二歲出使西魏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作品現存不多，由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