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文學傳序》說：「（高祖）旁求儒雅，詔采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南史·梁武帝本紀論》也稱「自江左以來，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梁武帝統治的近五十年時間裡，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恢複，使文人能從容地從事文學創作，同時梁武帝父子傑出的文學才華、對文學的愛好、對文人的獎掖與禮遇，更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
梁武帝蕭衍不僅「博學多通」（《南史·梁武帝紀》），而且「雅好詞賦」（《南史·袁峻傳》），他在齊時已預「竟陵八友」的文學集團，即帝位後「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南史·文學傳序》）。《梁書·文學傳序》稱「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壽光，皆後來之選也」。類似的記載在《梁書》《南史》各傳中不絕於書，「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梁書·劉峻傳》），「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焉，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梁書·袁峻傳》）。梁武帝對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的喜愛、提倡和獎掖，無疑為梁朝的「文物之盛」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於受到父風的影響，昭明太子蕭統、簡文帝蕭綱、元帝蕭繹及武帝其他諸子如豫章王蕭綜、邵陵王蕭綸、武陵王蕭紀等，每人都以多才善文名世，又都喜歡延納文學詞章之士。《梁書·昭明太子傳》稱蕭統「性寬和容眾，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恆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閑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據《梁書·劉孝綽傳》《王錫傳》載，當時文壇上的著名作家如陸倕、張率、王規、劉孝綽、到洽、張緬、王筠等都團聚在蕭統周圍。這一文人集團中有的以學術見長，有的以創作標美，其中劉孝綽、王筠二人尤其受到蕭統的青睞，他們二人的詩歌在當世享有盛名，《梁書·王筠傳》載：「（王筠）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梁簡文帝蕭綱和兄一樣「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梁書·簡文帝本紀》），及位後「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東海鮑至等充其選」（《南史·庾肩吾傳》）。昭明太子之後在他身邊又形成了另一個文學集團，他們的詩歌創作完成了從永明體到宮體詩的轉換。
梁朝的詩歌創作不只是詩人們一種自發的行為，而且是受到當時文壇領袖人物創作主張的深刻影響。蕭統的文學思想基本還是永明以來文學主張的延續和發展，在文質並重中突出「文」，在「典麗」並提時強調「麗」。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說：「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文章應典雅而不粗野乾枯，華麗又不浮淺輕薄，達到所謂「文質彬彬」的境界。表面典麗並提其實已將「麗」放在重要位置，他在《文選序》中提出的選文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這裡的「翰藻」也就是「麗」，可見他把「麗」作為衡量文學與非文學的一個重要準繩。他認為文學創作必然由質樸而趨華麗，「踵其事而增其華，變其本而加其厲」。蕭綱在審美趣味上與蕭統一樣，都激賞平易、清綺、流暢和圓美的詩風，批評「懦鈍」「浮疏」「闡緩」的「文體」，因而他把永明詩文作為典範：「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他比其兄更看重詞采藻繪，「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文學語言毋須模仿《酒誥》《大傳》等經典，否則作品「了無篇什之美」，公開提出「質不宜慕」（《與湘東王書》）。與其兄不同的是他否定文學的社會功能，「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誡當陽公大心書》）。文學創作並非「經國之大業」，也非厚人倫、成教化的工具，只是作家逞辭藻、誇才情的娛樂活動。並非有德者必有言，道德與審美不同甚至對立，做人之道與作文之道異趣甚至相反，做人應以「謹重」為先，而作文不妨洒脫「放蕩」。這一理論可以說是為他的宮體詩寫作張目。
梁陳詩歌最突出的特點是語言日趨濃艷。梁前期詩人柳惲、何遜、吳均，雖然明許學夷說他們「聲多入律，語多綺靡」（《詩源辯體》卷九），但柳詩「取裁於古而調適自然」（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何遜詩風秀逸俊朗，吳詩更時露雄邁之氣。他們寫詩常常不事藻飾，詩語或蕭疏淡遠，如柳惲；或流暢清新，如何遜；或「清拔有古氣」（《梁書·吳均傳》），如吳均。他們多數詩歌可稱清麗秀雅，但還不能說是綺靡艷麗，顏之推甚至說「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揚都論者恨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顏氏家訓·文章》），陸時雍批評「吳均粗淺無文」（《古詩鏡》），陳祚明稱道柳惲詩「無六朝纖靡之習，頗開太白之先」（《采菽堂古詩選》）。先來看看柳惲的代表作《江南曲》：
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
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
不道新知樂，空言行路遠。
此詩以曲折細膩之筆抒寫思婦對遠方丈夫的思念，而其語言近乎日常口語，如「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不道新知樂，空言行路遠」，像思婦與人嘮家常似的親切自然。清吳喬在《圍爐詩話》中稱此詩「可以繼美《十九首》」。《古詩十九首》的語言不也像秀才和人道家常嗎？他的《搗衣》五首之二同樣也為人傳誦：
行役滯風波，遊人淹不歸。
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
寒園夕鳥集，思牖草蟲悲。
嗟矣當春服，安見御冬衣？
「亭皋」二句一南一北一實一虛，既意境開闊，又刻畫入微，難怪王融見後嗟賞不已，並把它們書在白團扇和齋壁上了。「秋風吹綠潭，明月懸高樹」（之三）、「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砧鳴」（之四）等，也無一不是「著眼大，入情遠」的佳句（王夫之《古詩評選》）。五首詩很少研練雕琢，詩語自然高古。
何遜在梁代「文名齊劉孝綽，詩名齊陰子堅」（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今所存文不足以媲美孝綽，而其詩則遠勝於陰鏗。他是梁代詩歌創作成就最高的詩人，清田雯在《古歡堂集·雜著》中說：「蕭郎右文，作者林立，當以何遜為首，江淹輔之。」江淹的擬古之作雖面貌酷似原詩，但只是形似而非神肖，難免優孟衣冠之譏，而何遜詩歌「經營匠心，惟取神會。生乎駢麗之時，擺脫填綴之習。清機自引，天懷獨流，狀景必幽，吐情能盡。故應前服休文，後欽子美」（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何遜當駢麗之際獨尚白描，詩語「以本色見佳」，不僅較少妃紅儷白之作，而且詩中很少隸事用典，讀來「了無滯色」（陸時雍《詩鏡總論》），加之他狀景每入幽微，抒情更是曲盡其妙，因而他青年時便能使詩壇前輩巨擘范雲大加稱賞，使沈約讀其詩「一日三複猶不能已」（《梁書》本傳），並讓後世的詩聖杜甫「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之七）。何遜詩歌所抒寫的不是模物寫景，便是友朋酬贈，抑或羈旅鄉思：
林密戶稍陰，草滋階欲暗。
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
相思不獨歡，佇立空為嘆。
清談莫共理，繁文徒可玩。
高唱子自輕，繼音予可憚。
——《酬范記室雲》
暮煙起遙岸，斜日照安流。
一同心賞夕，暫解去鄉憂。
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
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
——《慈姥磯》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
山煙涵樹色，江水映霞暉。
獨鶴凌風逝，雙鳧出浪飛。
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
——《日夕出富陽浦口和朗公》
這三首詩的語言基本都不用典故，也很少裝點大紅大綠的字眼，像「客悲不自已，江上望歸舟」，好似經過提煉的口語，所以清空靈動、了無滯礙，典型地體現出詩歌語言「本色」的特點。三詩也能體現何遜寫景「清麗簡遠」的特色（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以清簡的筆致勾勒出曠遠的意境，「野岸」「平沙」「連山」「遠霧」這些意象給人以開闊平曠的審美感受。「山煙涵樹色，江水映霞暉」也是以省凈之語寫迥遠之景。「風光蕊上輕，日色花中亂」設色雖然清麗，但絕無妃紅儷白的艷俗之嫌，氣韻素雅而又清微。吳均的詩歌語言更少濃妝艷抹，《梁書》本傳說他「文體清拔有古氣」。所謂「清拔」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