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365？—427），字元亮，或雲名潛字淵明，號「五柳先生」，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附近）人。曾祖陶侃在東晉初年聲威顯赫，為一代名將，死後追贈大司馬，祖父陶茂曾任武昌太守，其父大概未曾出任顯職，而且在詩人年幼時就去世了，母為東晉名士孟嘉之女。
詩人在自己的家鄉度過了他的少年時代，二十九歲起為江州祭酒，因不堪吏職少日便歸，後因家貧先後出任鎮軍將軍參軍、建威將軍參軍等職。義熙元年（405）為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便自免去職。歸隱田園後朝廷曾徵召他任著作郎，但他拒絕了朝廷的徵聘，以「種豆南山」負耒躲耕終老。死後朋友私謚「靖節徵士」，故世號「靖節先生」。
人們總是讚美他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剛烈氣節，總是激賞他那灑落悠然的人生境界，然而常常忽視了他必須面對的許多有關社會與個人的難題：諸如窮與達的煩惱，貧與富的交戰，生與死的焦慮等。如果只看到陶淵明的高逸洒脫，而不了解他「憂勤自任」（沈德潛《說詩晬語》），我們就不能深刻地理解陶淵明的人生境界，我們就不明白陶淵明是如何從憂勤走向灑落，也不可能了解他人生境界的主要特徵及其文化底蘊。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的經歷，早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使青少年的陶淵明及早獲得了入世情懷（《飲酒》之十六），他曾有過「大濟於蒼生」的壯志（《感士不遇賦》），有過「猛志逸四海」的豪情（《雜詩》之五），也有過「慷慨憶綢繆」的雄心（《雜詩》之十）。《命子》據考證作於三十歲左右，而立之年的詩人在追述先輩的勛業時抑制不住自己的景仰與欽羨，為陶氏在歷史上「歷世重光」而驕傲，並為自己年屆而立卻一無建樹而羞愧，發出了「嗟余寡陋，瞻望弗及」的嘆息。稱述祖業既以勉兒亦以自勉，希望自己能繼踵前賢，但願兒子能光宗耀祖，使先輩有勛績稱於前，兒孫有偉業著於後。他為了自己的事業有成而東西遊走，《擬古九首》之八說：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游。
誰言行游近？張掖至幽州。
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
不見相知人，唯見古時丘。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詩人在此詩中抒寫自己少時獨闖天下的豪俠肝膽，斗強扶衰的俠義情懷，以及世無知音的孤獨苦悶。詩中的經歷並非詩人青少年生活的實錄，身處晉末宋初的陶淵明不可能「行游」到張掖和幽州，「張掖至幽州」和「渴飲易水流」云云，只是明其「壯且厲」的剛強豪邁罷了。在《讀山海經》之九、十兩詩，詩人同樣以高音亮節稱頌不畏強暴的膽略、頑強不屈的鬥志和剛毅勇敢的精神：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
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
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
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
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這兩首詩表達了對這些悲劇英雄壯志難酬的嘆惋，更抒寫了對他們奇行異志的讚美，詩中的果敢之氣蓋過了感傷之情。從「猛志固常在」「功竟在身後」這些鏗鏘作響的詩句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對功名的嚮往。他在《擬古》之二中也說：「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陶淵明已屆不惑之年仍然以功德自期，以憂勤自任，他在《榮木》一詩前的小序中說：「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他不斷打起精神勉勵自己：「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這完全是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迴響。
為了不使自己「白首無成」，陶淵明多次「宛轡」出仕，從二十九歲釋褐「起為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辭去彭澤縣令，其間時仕時隱共拖了十二年。史家和詩人自己總是把出仕的原因歸結為「家貧」。陶淵明早年生活的貧苦當然是事實，但這並不是他出仕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他辭去彭澤縣令後生活同樣常常陷入困境，有時還窮到「行行至斯里」（《乞食》）去沿門討乞的程度，可他並沒有因為「長飢」去「學仕」，義熙末反而拒絕朝廷「著作郎」的徵召。就其家庭背景和早年「游好六經」的教育來看，他青年時期「慷慨憶綢繆」的志向是他幾次出仕的主要動因。
陶淵明的氣質個性又不宜於出仕，他稱自己「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之一），「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詩也說：「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所以他每次踏上仕途就像鳥兒被關進籠子一般如拘如囚，「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同上），「伊余何為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難怪清人張蔭嘉認為陶出仕像是「違心之舉」，因而始出便「有悔出之意」（《古詩賞析》）。出仕又厭仕，始出便思歸，成了陶淵明每次出仕的特點。蘇軾將此說成是陶為人之「真」的一種表現：「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書李簡夫詩集後》）這一行為表明他為人之真固然不錯，但並沒有說清詩人一邊出仕又一邊厭仕的原因。他從「向立年」到不惑年這一人生階段，忽而出仕忽而歸隱，說明他仕有仕的苦惱，隱有隱的不安，寄情田園他難免「白首無成」的惶恐，走上仕途又與他「閑靜少言」的氣質相違。最後詩人才深深意識到汲汲於功名是自己誤入「迷途」，走上仕途使自己「心為形役」，《歸去來兮辭》大徹大悟地說：「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關於陶淵明辭去彭澤縣令的原因，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曾有過明確的交代：「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後來蕭統的《陶淵明傳》《南史·隱逸傳》都眾口一詞沿襲沈說，「不為五斗米折腰」在歷史上一直被傳為美談，並成為人們讚頌和仿效典範，而且成了氣節和操守的代名詞。儘管懷疑它的歷史真實性有些大煞風景，但它不僅於情於理不合，更與陶淵明自己的陳述不同，所以歷史上不斷有人對此提出質疑：「（陶元亮）豈未仕之先，茫不知有束帶謁見之事，孟浪受官，直待郡遣督郵，方較論祿之微薄，禮之卑屈邪？」（林雲銘評註《古文析義初編》卷四）《歸去來兮辭序》中他對自己辭官的原因有詳細的說明，我們來聽聽詩人自己是怎麼說的：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
由於求官是「幼稚盈室」而「瓶無儲粟」的生活所迫，不僅不是實現自己抱負的內在要求，反而有違自己「質性自然」的天性，因而他奔走仕途完全是為「口腹自役」，心靈的折磨比飢凍之苦更切，沉浮宦海以曲「從人事」，既扭曲了自己內在的本性，也遠離了自己喜好的「園林」。是委運自然還是曲從人事，是保持自己的自然「質性」還是「矯厲」自己的本性，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而陶淵明最終選擇了前者，這是他「解印綬棄官去」的深層原因，這一選擇也是他生命的決斷。
委任自然，任真自適，是陶淵明的人生態度，也是他的存在方式。在對待窮與達這一問題上他不願意扭曲自己的天性，在對待貧與富的問題上也同樣如此。他和一般人一樣常有「貧富常交戰」（《詠貧士》之五）的苦惱。仕途上的「窮」必然帶來生活上的「貧」，「拂衣歸田裡」後等著他的是「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詠貧士》之三）的煎熬。陶淵明雖然「望非世族」（《晉書·陶侃傳》），但他作為本朝元勛之後仍有比較深的社會關係，能幾次出入桓玄、劉裕這些左右政局的要人幕府就是證明。歷史為他這種地位不上不下的士人提供了可上可下的選擇餘地，他可以棄官守拙而貧，也可以出仕苟得而富。正是這種可富可貧的主動性，才造成他精神上是富還是貧的矛盾衝突。詩人之所以最後棄官彭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