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勰稱西晉詩壇「人才實盛」（《文心雕龍·時序》），但到了後期由於諸王及諸胡之亂，太康詩壇上的精英大部分都在亂中喪命，如張華、潘岳、陸機、陸雲、石崇、歐陽建、劉琨等無一倖免，摯虞等人甚至活活餓死亂中。西晉後期人才凋零，詩壇沉寂。晉室南渡之際，劉琨留守在北方并州浴血苦戰，郭璞則攜家避地江南。劉琨壯烈殉國以後，只有郭璞在勉強支撐詩壇的殘局。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東聞喜（今山西省聞喜縣）人。璞博學多才，通經術，善辭賦，喜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算曆卜筮，因此有許多關於他卜筮神妙的離奇傳說。永嘉末中原板蕩，他來江南後深得王導器重，被引為參軍；元帝時為著作郎、遷尚書郎；明帝初王敦起為記室參軍，後因勸阻敦謀反為敦所害，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有輯本《郭弘農集》。曾遍注《爾雅》 《方言》 《山海經》 《穆天子傳》《楚辭》《水經》等書，過江之初的大賦《江賦》雄奇壯麗，與木華《海賦》同為文學史上寫江海的名篇。當然，郭璞最為人傳誦的是《遊仙詩》。
遊仙詩並非始於郭璞，在《楚辭》中就多有遊仙的內容，如屈原的《遠遊》《招魂》。漢魏詩歌中更有許多遊仙之作，連俯視八極的曹操也有《秋胡行》。屈原「遊仙」是由於他保留了楚地原始宗教的某些特徵，保留了神話的想像與傳說，也是由於時代的污濁和黑暗使他希望「輕舉而遠遊」。漢魏的遊仙詩多抒寫對生命的依戀，對長生的企盼。郭璞的《遊仙詩》則既不同於屈原，也有別於漢魏遊仙之作。鍾嶸《詩品·晉弘農太守郭璞》說：「《遊仙》之作，詞多慷慨，乖遠玄宗。其雲『奈何虎豹姿』，又雲『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遊仙詩》現存完篇十首，另有九首殘篇。這些詩篇中雖有部分是抒寫「列仙之趣」，描寫自己登天神遊的「經歷」和九天閶闔的神奇境界，表現自己超凡入仙、長生不老的願望，而其根本原因還是因為現實「令人哀」才幻想「飄颻戲九垓」，如第九首：
採藥游名山，將以救年頹。
呼吸玉滋液，妙氣盈胸懷。
登仙撫龍駟，迅駕乘奔雷。
鱗裳逐電曜，雲蓋隨風回。
手頓羲和轡，足蹈閶闔開。
東海猶蹄涔，崑崙若蟻堆。
遐邈冥茫中，俯視令人哀！
他的大多數遊仙之作不過是「假棲遁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劉熙載《藝概·詩概》），表現了詩人的匡國之志和憂世之情，也流露了志不獲騁的苦悶和高蹈出世的嚮往。何焯在《義門讀書記》中對此曾有精當的評論：「蓋自傷坎壈，不成匡濟，寓旨懷生，用以寫郁。」我們來看其中兩首代表作：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
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
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荑。
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
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蕃羝。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遊仙詩》其一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
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遊仙詩》其五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的出塵之想，是由於「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的用世之志不能實現，「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的隱逸之思，正來於「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的痛苦絕望。隱逸也好，遊仙也罷，都是詩人「不成匡濟」而「自傷坎壈」的表現。
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中高度評價了郭璞《遊仙詩》的藝術成就和歷史地位：「江左篇制，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遊仙詩》能在詩語、詩情和詩境上獨拔時流，跳出玄言詩的窠臼，所以它在同時代的詩歌中顯得挺拔出群。同時《遊仙詩》也突破了歷史上遊仙詩的某些傳統，它並非單純寫飄飄遊仙的樂趣，而主要是通過這一題材表現自己對時代、社會、人生的體驗，抒寫自己的人生苦悶與社會理想。《晉書·郭璞傳》稱璞「詞賦為中興之冠」，鍾嶸也認為郭璞「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詩品》卷中），永嘉南渡以後郭璞為東晉第一位重要詩人，他不僅是西晉和東晉之間一位過渡性的詩人，也是這時期一位成就最高的詩人，「中興之冠」的盛譽當之無愧。
稍晚於郭璞的庾闡也寫了一些遊仙詩，現存這類作品十首，其中五言詩四首，六言詩六首。如六言詩：
赤松游霞乘煙，封子煉骨凌仙。
晨漱水玉心玄，故能靈化自然。
——《遊仙詩》其六
乘彼六氣渺茫，輜駕赤水昆陽。
遙望至人玄堂，心與罔象俱忘。
——《遊仙詩》其七
庾闡的遊仙詩在「辭趣」上不同於郭璞，他沒有郭璞遊仙之作中那種「零淚緣纓流」的悲傷，也沒有他那種「不成匡濟」的憂慮，庾闡不過是借遊仙來「寄言上德，托意玄珠」，抒寫「靈化」於「自然」的逍遙之境。庾闡遊仙詩的語言雖不像郭璞那樣「文藻粲麗」，但他也十分注重琢字鍊句，如第四首「白龍騰子明，朱鱗運琴高。輕舉觀滄海，眇邈去瀛洲」，色彩鮮明而又對偶工整。
真正籠罩東晉詩壇的是玄言詩，南朝人對此多有論述，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鍾嶸對這一時期詩歌的批評更為尖銳：「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
江左「玄風獨振」自然與江左士人的心態息息相關，渡江之初晉元帝也有「寄人國土」的慚愧（《世說新語·言語》），過江士族更黯然神傷，《世說新語·言語》載：「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東晉前期政壇的中流砥柱王導，開始口頭上還鼓勵大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同上），但實際上並不見他有任何光復失地的舉措。「離黍之悲」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淡化，到了第二代士大夫就基本上「還把他鄉認故鄉」了，如王羲之因會稽山水風物絕佳而「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晉書·王羲之傳》）玄學清虛恬淡的旨趣恰好迎合了士大夫偏安苟且的心態與閑適風雅的情調，一時名士都對玄學清談樂此不疲。
東晉玄言詩的興盛當然主要是「玄風獨振」的結果，但江左的玄風不同於正始的玄學，進行深刻哲學運思的理論興趣逐漸淡化，玄學此時已成為一種思辨的遊戲，士大夫之所以熱衷於談玄，是因為他們能在清談中表現自己的機智和辭鋒，能在談玄中展示自己的氣質和風度。《世說新語·文學》載：「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坐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語，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坐莫不厭心。」無論是談者還是聽者，倒不在乎到底談了些什麼，而更注重對方是怎麼談的。「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文學》）「理之所在」人們並不怎麼關心，清談時「精麗」的「才藻」和「自得」的氣韻才能博得大家「嗟詠」。這樣談玄中的「思」就轉向了「詩」，江左那些清談高手同時也是玄言詩人，如當時著名的清談家許詢、孫綽「並為一時文宗」（《文學》引《續晉陽秋》），「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文學》）
東晉中期玄釋合流，名僧與名士過從甚密，如支遁援釋入玄對《逍遙遊》別出新解，在向秀、郭象之外標新立異，贏得不少士人的讚許和尊敬。《世說新語·文學》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不？』王本自有一往俊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