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立國後十六年滅吳（280），結束了近六十年的分裂割據局面，可晉王朝並沒有呈現出任何威加海內的盛世氣象，統治者既沒有什麼遠略宏圖，士人也沒有任何理想抱負。這個時代沒有激情也沒有衝動，此時的士人沒有大喜也沒有大悲，政無所謂準的，士無所謂操行。
這種時代特徵是如何形成的呢？
統一了全國的司馬氏集團雖然造就過短暫的繁榮與平靜，但並沒有在全國建立良好的政治秩序，也未能在士人中確立自己的道德權威。司馬炎看到魏因宗室孤弱而失去政權，便派同姓諸侯領重兵鎮守要地，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為諸王的內亂埋下了禍根。司馬炎死後的宮廷爭權導致諸王之間的混戰，釀成歷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亂」，東漢末年內遷的少數民族首領趁勢紛紛擁兵自立，內亂外患加速了西晉政權的崩潰。司馬氏集團提倡「名教」，可當朝權臣的種種醜行又踐踏了名教本身，司馬氏祖孫欺君篡位更是對名教準則的嘲弄。儘管統治者用殺戮恐嚇壓制了反對派和批評者，用威逼利誘籠絡收買了許多士人，儘管司馬炎名正言順地取得了政權，並且事實上已經統轄了四境，開國後還不斷顯示「寬弘」「仁恕」，可靠武力和陰謀登上皇位的統治者不可能樹立起自己的道德形象。這時基本上不存在政治上的反對派，嵇康被殺後向秀到洛陽就範，吳亡後陸機兄弟入洛稱臣，幾乎所有士人都接受晉王朝這一已成的事實，但整個社會沒有昂揚向上的活力，朝野士人也缺乏剛直不阿的正氣，反而到處瀰漫著苟且、貪婪和奢侈之風。禮法之士司馬氏的爪牙何曾生活之奢華令人咋舌，石崇斂財鬥富更是人所共知，王戎、和嶠等人嗜財到了近乎病態的程度。士人們生活上以玉食錦衣相誇，以奢侈豪華為榮，在政治上卻毫無操守可言，立身處世以保家自全為其準則，連史家也感嘆朝臣「無忠蹇之操」。石崇所謂「士當身名俱泰」（《晉書·石崇傳》）道出了一代士人的心聲。
元康以後朝政日非，諸王以及各政治勢力之間爭權日趨激烈，士人們為了自己「身名俱泰」，不得不在權臣中尋找自己的靠山和保護傘，而隨著各派政治勢力的起伏消長，他們又得見風使舵以改變依附的對象。如當賈謐「權侔人主」的時候，文人們「莫不盡禮事之」，還將他肉麻地吹捧為當世的賈誼，在他周圍形成了重要的文人集團「二十四友」，攀附者中幾乎包括當時文壇上所有第一流的作家：潘岳、陸機、陸雲、歐陽建、石崇、摯虞，甚至還有左思、劉琨。這些人巴結賈謐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飛黃騰達。《晉書·潘岳傳》載：「岳性輕躁，趨勢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趨勢利」而不惜出賣自己的人格和尊嚴，潘岳和石崇在當時很有代表性，「二十四友」這一文學集團也可以說是西晉文壇的縮影。諸王之間爭權並無政治上的是非，文人們投靠誰也沒有什麼道德標準，完全是根據個人利益來依違取捨，如陸機原本身預「二十四友」之列，賈謐失勢又幫助趙王倫誅賈謐而賜爵關中侯，很快他又參與趙王倫篡位，趙王倫被誅後又轉身投靠成都王穎，作為穎的都督攻打長沙王乂，這種朝秦暮楚的行為除了誘於官爵利祿外，實在找不出任何道義上的理由。《晉書·陸機傳》在肯定「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的同時，又說「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
詩人人格的卑微導致詩歌格調的卑弱，從整體上看，太康詩人既沒有建安詩人那種建功立業的慷慨豪情，也沒有正始詩人那種追求理想人格的勇氣，人的覺醒在建安和正始詩人那兒表現為對人生價值的肯定，對人生的意義的追尋，在太康詩人這裡卻變成了對人生的苟且，對名譽與財富的佔有和貪婪。在西晉詩歌中難得見到壯闊的現實生活，也難得體驗到崇高的人生境界，即使那些嘆老傷逝的詩篇，也缺乏「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歷史深度，更沒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壯烈情懷，此時詩人寫得最多也寫得最好的是兒女之間的綺麗情思，是悼亡傷逝的個人悲嘆，「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詩品·晉司空張華》），鍾嶸當年給張華的詩評，其實也準確地道出了西晉詩歌的創作傾向。
太康詩歌在藝術上的主要特徵是繁縟綺麗，這基本上是南朝人的共同看法，鍾嶸對西晉詩人的評論幾乎都要用到「華美」「華艷」「繁富」或「綺靡」等字眼，說陸機詩「才高辭贍，舉體華美」，潘岳詩「爛若舒錦」，張協詩「詞采蔥篟」，張華詩「其體華艷」「務為妍冶」，張載詩「繁富可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總論西晉詩風說：「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同為梁人的沈約也以「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宋書·謝靈運傳論》）品其詩。繁縟綺麗在藝術上主要表現為：辭藻的華麗、句式的排偶和描寫的繁複。
陸機和潘岳的詩歌體現了太康一代詩人的審美趣味，是太康一代詩風的典型代表，時人和後人都將他們並稱為「潘陸」。
陸機（261—303）和陸雲（262—303）兄弟，吳郡吳縣華亭（今上海市松江區）人，為吳國名將之後，吳亡九年後一到洛陽便名動京城，陸機的才華猶為世所重。他是創作上的多面手，詩、文、賦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其詩在鍾嶸《詩品》中列為上品，文、賦也多為世人所稱道，其中《文賦》更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傑作。
他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緣情」強調詩歌必須表現作者內心的情感，不只是美刺諷諫政治教化的工具；「綺靡」是指詩歌應當辭藻華麗優美動人。鍾嶸認為陸機詩歌「其源出於陳思」，曹植是使漢樂府由質變麗的關鍵詩人，陸機更在曹植的基礎上踵事增華，比起曹植來他的詩歌更加「辭藻宏麗」，詩語句式也更趨於駢偶。如《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涼野多險難。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
凝冰結重磵，積雪被長巒。
陰雲興岩側，悲風鳴樹端。
不睹白日景，但聞寒鳥喧。
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嘆。
夕宿喬木下，慘愴恆鮮歡。
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
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
劇哉行役人，慊慊恆苦寒。
此詩屬樂府《相和歌·清調曲》，原辭為曹操所作，陸機此篇是模擬曹操的《苦寒行》，但二者在藝術風貌上卻大異其趣。從這首詩中我們能看到陸機詩歌藝術的某些基本特徵。首先，此詩雖是模擬樂府民歌，但它儘可能不用口語、俗語和常用語，而大量選用書面辭彙，因而詩歌語言越來越華麗典雅；同時還將虛詞剔出詩外，儘可能以實詞代替它，這樣詩歌意象越來越密集。其次，曹操詩歌中的散行單句在這裡變成了大量的偶句，譬如「俯入」與「仰陟」、「凝冰」與「積雪」、「陰雲」與「悲風」、「不睹」與「但聞」、「猛虎」與「玄猿」等等。不過，這些偶句在整體上對偶，在字與字之間卻不過分拘泥，因而此詩的駢偶句並不很呆板滯澀，儘管少了曹操同題詩那份疏宕之氣。最後，此詩運用了賦鋪陳排比的手法，描寫「苦寒」可謂窮形盡相，「凝冰」加上「積雪」，「陰雲」又伴「悲風」，飲「堅冰」而餐「零露」，「俯入」之所見，「仰陟」之所聞，無一而非「苦寒」。這種羅列鋪敘的結果的確給人以「繁縟」的藝術感受，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
他的《赴洛道中作二首》更是人們廣為傳誦的作品：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
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
行行遂以遠，野途曠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
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
悲情觸物感，沉思郁纏綿。
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一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
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頓轡倚嵩岩，側聽悲風響。
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
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赴洛道中作二首》其二
此二詩抒寫詩人初離故鄉的凄切心情和赴洛途中的孤獨感受，「佇立望故鄉，顧影凄自憐」「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通過「佇立」「顧影」「撫枕」「振衣」這一連串的動作，寫出了他滿腹愁緒和一腔哀怨，抒情寫意細膩而又含蓄。語言雖不像《苦寒行》那麼刻煉，但仍然裝點了許多華美工穩的偶句，如「永嘆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山澤紛紆餘，林薄沓阡眠」「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巔」「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陸機在太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