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時期有兩大文人群體，即所謂「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他們主要長於哲學思辨，在哲學史上開創了玄學的新時代，至於他們的詩歌創作卻不值得稱道，劉勰就毫不客氣地說「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文心雕龍·明詩》），王弼、何晏等人或者完全沒有留下詩篇，或者根本就沒有創作過詩歌。「竹林名士」包括阮籍、嵇康、山濤、王戎、向秀、阮咸、劉伶七人，其中阮籍和嵇康的詩歌成就最高，劉勰同一文中接著說：「唯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阮籍是正始詩壇上當之無愧的主帥，其次嵇康也寫了不少優秀的詩篇，不過嵇康精神活動側重於「思」而不是「詩」，其理論貢獻與散文成就都在他的詩歌之上。
正始時期曹魏政權轉向衰微，從高平陵之變司馬氏集團控制朝政，到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執政，並最後取曹魏而代之的這十幾年間，一直伴隨著政治恐怖和血腥殺戮，僅高平陵之變這一次的殺戮就使天下「名士減半」（《三國志·魏書·王凌傳》注引《漢晉春秋》），擁護曹魏政權而不與司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毌丘儉、諸葛誕和嵇康等，幾年後又相繼遭到殺害。士人在這種殺機四伏的環境中，時時「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許多人有一種「終身履薄冰」的惶恐（阮籍《詠懷》其三十三）。面對司馬氏時代的來臨，士人們根據各自不同的政治背景和價值理想迅速分化：或投靠司馬氏賣身求榮，或酣飲沉醉故作曠達以全身遠禍，或保持人格尊嚴不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不同的立場選擇也就決定了不同的命運：有人高升，如山濤；有人沉淪，如阮籍；有人被殺，如嵇康。
司馬氏集團以冷酷殘忍的手段篡奪政權，為了掩蓋這種不忠不義的行為，為了給篡位製造輿論和進行粉飾，他們又竭力提倡禮法推崇名教，這樣就造成社會上層的道德虛偽。名教與自然的學理爭辯背後隱藏著政治權力的爭奪。士人們並不想攪進政治的旋渦，當何晏等人以《老子》為根基的玄學在政治實踐中陷入困境時，「以莊周為模則」的竹林名士聚集於河內山陽（《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隨著玄學的根基由老子轉向莊子，玄學家們關注的重心也由國家的無為而治轉向了個體的精神自由。與建安時期文人內在於曹魏政權不同，正始時期大部分文人與司馬氏集團疏離或對抗，因而在阮、嵇的詩歌中很難聽到建功立業的豪邁歌唱，很難感受到奮發進取的樂觀精神。他們常常抒寫超世絕群的理想，表現遺世獨立的人格，而憂生之嗟與憤世之嘆更是此時詩歌常見的主題，不僅阮籍詩中「頗多感慨之詞」（鍾嶸《詩品·晉步兵阮籍》），嵇康「集中諸篇」也同樣「多抒感憤」（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八）。另外，由於玄學的興盛，阮、嵇等人既是詩人也是玄學家，玄學已成了他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此時詩歌便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哲理化的趨向，「思」常伴隨著「詩」，詩中有深微的體驗，也有深刻的思考。這樣，正始詩歌在六朝詩歌中別具風味，阮籍、嵇康等人的詩歌被後人稱為「正始體」（嚴羽《滄浪詩話·詩體》）。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父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生長於建安那個慷慨激昂的時代，「籍本有濟世志」，史載「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晉書·阮籍傳》）。他青少年時期就立志遠大，並十分注重砥礪自己的品行和培養自己的才能：「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詠懷》十五）「少年學擊劍，妙伎過曲城。英風截雲霓，超世發奇聲。」（《詠懷》六十一）因身處「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阮籍是魏晉之間一顆痛苦的靈魂，「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晉書·阮籍傳》）。阮籍的性格原本就很複雜，一方面他是時人眼中「至慎」的典範，另一方面史書又說他疾惡如仇；一方面「志氣宏放」「有濟世志」，另一方面又「傲然獨得」「不與世事」。這養成了他雙重的人格理想，既想成為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物，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以立功揚名，鄙棄莊子逍遙放曠的人生態度，「泰山成砥礪，黃河為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棄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詠懷》三十八），同時又嚮往莊子逍遙塵外的人生境界，「與造物同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大人先生傳》），認為汲汲乎富貴奔走於權門，「豈若遺世物，登明遂飄颻」（《詠懷》八十一）。
這樣他的代表作《詠懷》八十二首所抒寫的情感內容也非常複雜，是他對時代與人生體驗、感悟和沉思的結晶，憂生和諷世是《詠懷》的兩大主題。顏延之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文選》卷二十三李善注引）
「憂生」之作幾乎佔了《詠懷》詩的半數以上，其中有的寫政治迫害的哀傷，有的寫面對現實的恐懼，如：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
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
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
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
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詠懷》其三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
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
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羈旅無儔匹，俯仰懷哀傷。
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
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詠懷》其十六
時令正值「朔風」「陰氣」，四野是一片草木零落，繁華憔悴、凝霜被野的時候又恰逢洪波滔天，禽獸在茫茫曠野中飛馳，無處不陰森恐怖、動蕩不寧，詩人描寫這些景象到底喻指什麼雖不能一一坐實，但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以及「走獸交橫馳」「朔風厲嚴寒」等語看，詩中的人生感傷和身心「憔悴」可能都與他「身仕亂朝」的處境有關。由此我們能理解詩人大醉六十日逃避與司馬氏聯姻的苦衷，也能體諒他被迫為司馬氏寫勸進表的無奈。
從《古詩十九首》到建安詩人，都留下了許多感嘆時光流逝和人生無常的詩篇，而超越生死的途徑不外乎兩條：或是拚命享樂以揮霍人生，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或是建功立業以求不朽，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與之相應，有的詩歌放縱低沉，有的詩歌高亢壯烈。放縱也好，壯烈也罷，二者都找到了各自解脫生死的方式，而阮籍詩中人生短暫的喟嘆又與社會迫害的恐懼連在一起，他不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還得躲避社會上人為的陷阱，「天網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泛泛若浮鳧。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詠懷》四十一），他既憂慮「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詠懷》三十二），時常「咄嗟行至老」（《詠懷》七十七），也擔心「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詠懷》三十五），「險路多疑惑，明珠未可干」（《詠懷》六十九），對他來說，「人道」甚至比「天道」更加可怕，「憂生」與「憂世」緊密相關，這使他的生死之嗟更多了一層凄愴的情調：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
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
胸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
萬事無窮極，知謀苦不饒。
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
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詠懷》其三十三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
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
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
對酒不能言，凄愴懷酸辛。
願耕東皋陽，誰與守其真？
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
曲直何所為？龍蛇為我鄰。
——《詠懷》其三十四
兩首詩起筆都連用四個「一」字，節奏急促跳蕩，顯示了詩人內在情緒的緊張煩躁。「知謀苦不饒」流露了他無計挽頹年的絕望，「凄愴懷酸辛」表現了他對現實的痛苦感受，「胸中懷湯火」則反映了他靈魂所受的煎熬，「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更流露了他內心的惶惶不安，這種不安、絕望和痛苦，既是對個人生死的體驗，也是他畏世懼禍的結果。
阮詩的另一重要主題是「諷世」，即前人所說的《詠懷》「志在刺譏」。這些諷世之作大都寫得撲朔迷離，很難指實詩中所譏刺的人事，只有少數作品才點明了所諷的對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