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詩壇上的代表無疑是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建安七子」之稱出自曹丕《典論·論文》：「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其實，將孔融放在七子中並不協調。第一，他的年齡比曹操還要長兩歲，可以說是其他六人的父輩；第二，他的政治立場也與其他六人不同。他不僅未曾做過曹操的僚屬，還多次嘲諷和反對過曹操，並最終被曹操所殺，而另外的六人則都為曹氏效力。再說，建安十三年（208）秋孔融被殺時，王粲還遠在荊州未入鄴城，應瑒、劉楨也可能因年輕尚未入鄴，鄴下文人集團嚴格地說是在這一年才形成，孔融既未必願意也沒有機會參加他們的活動。劉勰在曆數建安詩人時，就沒有將孔融列入其中：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於青土，公幹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子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借談笑。
這兒所列的十三位建安作家，三曹父子每人各用兩句來論析，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都是「建安七子」之一，每人各用一句來評述，路粹（字文蔚）、繁欽（字休伯）、邯鄲淳（字子叔）、楊修（字德祖）四人則每人合用一句來說明。每人所佔的位置、篇幅，標明了各人在文壇上地位的高低和成就的大小。劉勰所論應該說較為允當，但「建安七子」已約定俗成，並為歷代文學史家所接受，我們這裡仍以「建安七子」為中心闡述建安作家群體，但不局限於這七人。
鄴下文人集團的形成約在建安九年曹操定鄴之後，建安二十二年鄴城發生疾疫，「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曹丕《又與吳質書》），王粲也在這年死於征吳途中，次年繁欽病逝，建安二十四年楊修被殺，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後遷都洛陽，這時建安文人集團的骨幹大都零落星散。這一文人集團雖然只歷時十五六年，但它在我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它基本集中了全國作家精英，且創作出許多不朽的傑作，並形成了鮮明的群體風格，而這一群體風格就是那個時代風格的代表，其創作實績也堪稱我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建安風骨」更是後世詩人效仿的典範。
為了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實現建功立業的理想，了卻「帶金佩紫」的夙願，建安文人才聚於曹操麾下，繁欽《川里先生訓》中的志願道出了建安文人的共同心聲：「處則抗區外之志，出則規非常之功，實哲士之高趣，雅人之遠圖。故呂尚垂翼北海，以待鷹揚之任；黃綺削跡南山，以集神器之贊。」曹操「但為君故，沉吟至今」渴求賢才的態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的胸襟，以及士人「繞樹三匝，何枝可依」的現實，使鄴下的文人對曹操充滿了感激，對前途充滿了希望， 他們滿懷熱情地「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龍·明詩》）。
建安七子中以王粲（177—217）的成就最高，被劉勰譽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龍·才略》）。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省鄒縣）人，出身於世家，曾祖、祖父皆為漢三公。粲少時就有「異才」之名，漢末大亂往荊州依劉表，建安十三年歸順曹操。王粲的詩歌創作可分為前後兩期，建安十三年以前的詩歌，或反映漢末戰亂所造成的慘象，表現自己憂國憂民之情，或抒寫流寓荊州的失意情緒，表達自己壯志難酬的苦悶，如《七哀詩三首》第一、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
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七哀詩三首》其一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
山岡有餘映，岩阿增重陰。
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
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衿。
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七哀詩三首》其二
前首寫於漢末動亂時詩人「委身適荊蠻」途中的所見、所聞、所感，「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滿眼都是白骨的慘象讓人恐怖，「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婦人的號泣誰聽了都會心酸。詩人選取白骨與棄子兩個場面，真切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漢末的亂象和人民的苦難。何焯、沈德潛等人都說此詩為杜甫「三吏三別」之祖（參見何焯《義門讀書記》、沈德潛《古詩源》）。後首寫滯留荊州的孤寂凄涼，有志不獲騁，有才不見用，望江望山聽猿聽鳥，眼之所見耳之所聞，無一不引起自己的羈旅之悲和思鄉之情。民族的災難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使這兩首詩的情調哀婉凄愴，凄愴中又蘊含著除暴彌亂平定天下的熱望。
歸曹後他寫了一些「述恩榮，敘酣宴」的詩作，如《公宴詩》說：「今日不極歡，含情慾待誰？見眷良不翅，守分豈能違？古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可見他此時的處境與心境大不同於在荊州的時期，從詩中熱烈的氣氛和歡快的格調看，他對曹操坦露忠誠和極力奉承是出自真心。當然，後期寫得最多的是對功名的追求，如《從軍詩五首》：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陳賞越丘山，酒肉逾川坻。
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晝日獻大朝，日暮薄言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
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
熟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
——《從軍詩五首》其一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逍遙河堤上，左右望我軍。
連舫逾萬艘，帶甲千萬人。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勛。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
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
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從軍詩五首》其四
這五首詩幾乎首首都有對功名的熱望，有對曹操的讚美，對自己的期望值既高，用世之心更切。時時總把「聖君」曹操掛在嘴上，一時歌頌他的神威，一時又誇耀他的謀略，無疑有真心的佩服敬仰，可能也有圖「表現」的現實考慮。如該組詩中第二首就說「棄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這裡面有表態獻忠的成分，也有為國立功的豪情。這幾首詩格調高昂渾厚，節奏明快有力，寫出了出兵與戰爭的聲威氣勢。
王粲詩風前後期有所變化，鍾嶸《詩品》卷上《魏侍中王粲》說：「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所論似主要就前期詩歌而言，流落漢南前後詩情悲愴幽怨，謝靈運也稱他「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王粲》）。前期詩歌的確文辭秀逸而氣勢羸弱，歸曹後的詩歌如《從軍詩五首》等，則顯示出某些豪健的筆力，就再不能說「文秀而質羸」了。
建安七子中另一位著名的詩人是劉楨（？—217），字公幹，東平寧陽（今山東省寧陽縣）人。父劉梁為漢宗室後裔，東漢後期曾「以文學見貴」（《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文士傳》）。楨少以才學知名，八九歲時就能誦《論語》、詩、論及辭賦數萬言，能言善辯，與人爭論應聲而對，詞鋒銳利激烈。以文才被曹操闢為丞相掾屬，為人亢直而傲岸，曾因在大庭廣眾之中平視太子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