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郊言貧詩的思想意義和認識價值還在於：它們本身包含著對權貴腐朽、奸詐、虛偽的憎惡，對於上層社會的憤激與抗爭。
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以名場事入詩，自孟東野始。」 這些「名場事」大都是在他的言貧詩中抒寫的。孟郊並不是名場（即舉場）的局外人，而是名場的參與者和多次落第者，名場中的種種爭奪、傾軋的醜態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雖說不上是這種傾軋的犧牲品，但至少是某種程度的受害者，所以他寫起名場中的這些醜態惡行來就格外憤激和深切，如：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榮。
獨有失意人，恍然無力行。
昔為連理枝，今為斷弦聲。
連理時所重，斷弦今所輕。
吾欲進孤舟，三峽水不平。
吾欲載車馬，太行路崢嶸。
萬物根一氣，如何互相傾。
——《感興》
他在名場的互相爭奪中沒有什麼靠山和社會背景，「吾欲進孤舟，三峽水不平」就是寫的缺乏天時、地利和人緣的優勢。他幾次在傾軋競爭中敗下陣來是毫不奇怪的。他在《長安旅情》一詩中把自己落第後的壓抑、苦悶和落第原因寫得更為直露：
盡說青雲路，有足皆可至。
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
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
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隋唐以科舉取士作為對魏晉以來門蔭制的一種否定，使一大批才高位下的庶族士子有可能走上政治舞台，具有歷史的進步性。但越到後來流弊越多，舉場成了拉幫結派、徇私舞弊的場所。「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以薦送相高」 ，誠然有些在社會上具有政治或學術地位的名望之士，他們出於愛惜人才和獎掖後進也參與了對舉人的薦送，但在薦送過程中出現更多的情況則是以此來賣身投靠與結黨營私，例如，竟然出現了這樣的現象：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未必能鳴鼓四科，而裹糧三道，其不得舉者，無媒無黨，有行有才，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何足算哉」 。當時的舉子也爭相「馳驅府市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 。後來的考試純屬過場，進士的名單在未考時就已安排妥了。《唐摭言》卷六《公薦》條記載了比孟郊晚些的杜牧登科的經過：「崔郾侍郎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十數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覽。』於是搢笏朗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請侍郎與狀頭。』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即請此賦。』郾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或曰：『為誰？』曰：『杜牧。』眾中有以牧不拘細行間之者。郾曰：『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 杜牧的才和學都應該登科，但這個事件透露了進士選舉中只要有權貴引薦，即使本人是個蠢材也可以安然上第的事實。孟郊的「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的確是出身寒微的舉子多年積憤的申訴！
在對名場種種醜態十分憤激的同時，他的言貧詩對統治階級上層的勢利和世態的炎涼也表示出極度的輕蔑和厭惡。通過關節得意登科了的人們就奉之為「白衣卿相」而受到尊重，處處見到的是脅肩諂笑與恭維捧場；落第者則處處遭白眼和嘲笑。孟郊就飽受了這種「失名誰肯訪，得意爭相親」的冷暖。他對這種勢利的卑鄙行為十分憤慨地說：
常聞貧賤士之常，草木富者莫相笑。
男兒得路即榮名，邂逅失途成不調。
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利。
勸人一種種桃李，種亦直須遍天地。
一生不愛囑人事，囑即直須為生死。
我亦不羨季倫富，我亦不笑原憲貧。
有財有勢即相識，無財無勢同路人。
因知世事只如此，卻向東溪卧白雲。
——《傷時》
在感嘆自己精神上受壓抑和摧殘的同時，對那些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的陰險小人進行了譴責：「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有礙非遐方，長安大道旁。小人智慮險，平地生太行。……」（《贈崔純亮》）「長安大道」是當時統治者權勢的象徵，這裡成了陰險小人陷害他人抬高自己的「喧競場」，它不適宜於孟郊這樣孤直、善良者的生存，他在這裡感到「出門即有礙」是非常真切可信的。前人對此往往橫加指責，說「非世路之窄，心地之窄也。即十字而局天瘠地之形，已畢露紙上矣」 。這種指責，無視當時險惡黑暗的環境，不公正地單方面要求孟郊去忍氣吞聲，假裝曠達。孟郊在詩中表現了一個出身低微而為人正直的士人在當時環境中難於生存的憤怒，表現了對腐朽現實的不滿與抗爭。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反認為他的「出門即有礙」是他心地狹窄的反映，這正像指責垂危的病人不該卧床呻吟一樣的不近情理。
孟郊的言貧詩特別可貴的是，表現了一個貧窮的詩人在腐朽的社會環境中傲兀自立、不隨流俗的頑強風骨，「我有松月心，俗騁風霜力。貞明既如此，摧折安可得」（《寓言》）！這些擲地有聲的詩句表現了他不與黑暗勢力妥協的抗爭精神。正因為孟郊不辱身、不降志、不阿世、不媚俗的操守，所以，他的言貧詩雖然調子悲苦、寒愴，但從來就不是跪著搖尾低眉的哭訴，而是不平、憤慨的悲歌。
通過以上對導致孟郊貧窮、失志的悲劇的實質，這些言貧詩與時代和人民的關係以及它本身特點的三個方面的剖析，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得出這樣的結論：他的言貧詩是深深植根於當時社會土壤之中的，他個人的痛苦、不幸與時代的痛苦、不幸十分合拍，他那些失志的悲嘆能在下層正直的士子中找到知音，他貧窮不幸的呻吟更能引起廣泛的社會共鳴，所以，從他這支「堯琯」中吹出的「鬱抑謠」（見《晚雪吟》），在很大程度上是時代和人民悲切心聲的迴響。